百年变局下的经济全球化转型与中国角色

百年变局下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尊重全球化发展规律,摈弃逆全球化思维,创新全球化发展新理念新思路,既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举措,也是推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百年变局下数字经济正成为发展新形态,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正在孕育,世界经济处于深度变革期,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压力与动力正在积聚。中国通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既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增长动能,也推动全球化快速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转型有赖于中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化合作方式、治理机制及发展动力转型,为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

“全球南方”与经济全球化的合力:以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为例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无论是以美国为首的作为经济全球化主导者的“全球北方”国家,还是主动融入或被动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全球南方”国家,均不断探索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如何趋利避害这一核心问题。相对而言,中国与东盟各国等“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应对策略相对成功,总体上获得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也在应对各种危机中通过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等形式,找到了合力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良性路径。这一合力具有历史意义,标志着从“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到“‘一带一路’+经济全球化”的视角转化,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引领全球化的趋势,成为“全球南方”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前列的范例。

经济全球化:内在运行规律及中国角色

从历次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来看,科技进步及贸易投资一体化政策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源泉。通过扩大市场边界、优化资源配置、推动要素流动、促进技术传播,经济全球化能释放巨大红利。与此同时,商品、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以及按要素稀缺性进行分配的国际专业化分工产生了明显的收入极化效应。而经济全球化运行所要求的规制融合和主权让渡,又使得各国政府面对国内收入差距和矛盾激化时显得力不从心,由此引发一波波逆全球化浪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分工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拥护者、新型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面对发达国家掀起的一波逆全球化浪潮及其巨大冲击,中国应加快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调整,在促进贸易投资市场多元化的同时,重塑对外开放的区位布局;以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抓手,在推进国内制度建设的同时,加快制度型开放;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及诉求的同时,积极倡导新型全球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增强内生发展能力的同时,积极扩大对国外供应链及市场渠道等资源的有效整合。

经济全球化新变局与中国开放发展新思路

经济全球化正在经历新变局。其主要特征是: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形成全球化发展新动能、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新变革,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底层逻辑发生颠覆性变化,由此引发了经济全球化发展范式的根本性变革。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新变局既带来了新挑战,也蕴含着新机遇。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范式的新变革,中国的对外开放思路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要通过新的评价指标,引领新变局下的开放发展;尽快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构筑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以制度型开放新举措推进高水平开放;在注重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的同时,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数字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加速重构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简称“信通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年)》,2022年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达7.5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美国数字经济规模为17.2万亿美元,蝉联世界第一;德国为2.9万亿美元,位居第三。近年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呈缩小趋势。然而,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企业竞争力、核心创新能力和规则话语权等方面仍面临挑战。为把握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我国需从国内和国际着手,提升技术、市场和治理等方面的能力。

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普惠包容的中国视角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世界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中国提出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表明了中国捍卫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坚定立场。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开放,就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加强全球创新合作,在开放中获取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和收益,以开放纾发展之困、汇合作之力、聚创新之势、谋共享之福。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包容,就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兼顾多方合理利益诉求,以公平公正基础上的平等竞争助力全球包容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普惠,就要让普惠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常态,发挥大国促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作用,以正确义利观引领全球普惠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平衡,就要缩小不同群体和阶层的收入差距,改变南北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公平的格局,以高质量经济发展与高水平生态保护统筹推进全球平衡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共赢,就要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旧理念,深化和拓展全球伙伴关系,以互利合作新模式实现全球共赢发展。

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数字贸易开放的路径选择

随着全球数字化变革加速,跨境流动“数据”成为数字贸易发展的生产要素和重要载体。然而,数据安全与数字贸易壁垒相互强化,影响了全球数字贸易开放进程。从制度型开放视角对数字贸易开放的概念进行界定,认为数字贸易开放的内涵范畴应包括:数字技术溢出、数据跨境流动、市场准入放开和数字空间治理。基于此,结合中国数据安全评估制度的顶层设计、自贸试验区(港)等开放平台的试验探索,对数字贸易开放安全评估路径、数据“全周期”安全管理机制,以及试点对接隐私和安全类高标准规则等领域的创新性突破进行了梳理归纳,同时也指出了正在面临的企业合规成本增加等问题挑战。建议统筹开放与安全,以高质量实施自贸区(港)提升战略为契机,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加强数字空间治理能力建设,探索完善数据分级分类办法和数据出境合规渠道,逐步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数字贸易高水平开放协调互促格局。

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全球城市形成及影响研究

学术界有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全球城市及其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全球城市的产生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而经济全球化始终是全球城市形成的根本原因。本轮经济全球化不仅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还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也是全球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发展中国家被纳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之中。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也被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里,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在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增长,同时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作为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首位城市,不仅是全国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也成为了全球城市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在全球经济集散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逆全球化浪潮中的世界经济复苏与中国力量、中国智慧

逆全球化浪潮,加上新冠疫情反复带来的内循环、去产业链,使得世界经济形势愈发复杂,变数增多。世界经济复苏仍面临着政策影响、“断链”危机、通胀压力、能源困局、局部冲突等阻碍。特殊时期,中国为国内经济稳定、国际经济复苏都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在经济体量和韧性、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政策,数字经济、线上经济、合理流动、较低通胀等许多方面优势,仍可以为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中国智慧。

经济全球化基本动力衰弱背景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

世界性经济危机是人类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后果之一,它以破坏性和消极的方式影响和控制全球化的速度和节奏,并展示全球化动力出现的衰减程度。自20世纪末以来,几场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化动力受到一定程度的衰减,这也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这种发展机会是否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将受到东盟各个国家的合作效果以及中国的是否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影响。

数字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显著特征及战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规律?如何把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如何概括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如何依据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和显著特征进行国家战略的正确选择?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学理上进行全面系统完整地探究。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在人类文明演进中把经济全球化细分为农业经济全球化、工业经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全球化,依次阐述它们的区别联系、相互依赖和依次递进,进而论证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演进规律;在经济全球化客观规律基础上,论证数字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演进自然历史过程的结晶,阐述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显著特征基础上,结合经济全球化客观演进规律,阐述了数字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最后,基于数字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及其显著特征,提出了新时代我国参与、引领和主导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战略选择方略。

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础的多维转变

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就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基础实现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变,物质基础实现从实体经济基础向数实融合的经济基础的转变,产业基础实现从工业产业体系向数字化产业体系的转变,技术基础实现从工业技术创新向工业技术创新与数字技术创新结合转变,以及在制度基础方面实现数据要素市场的完善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下要最大程度发挥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技术基础的转变,进一步促进产业创新,实现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培育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优势。

全球化变局下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

第一、二波全球化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第三波全球化,则是当代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进而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体系建构的全球化。全球化变局下,奈格里式集资本、技术与网络三位一体的“帝国”观日渐式微。主权民族国家的复兴,尤其是美国的帝国化趋势,加剧了国际社会的紧张。面对全球化变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握并赓续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建设。

逆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协同创新网络抗毁性评价——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例

从结构抗毁性和功能抗毁性两个维度构建区域协同创新网络抗毁性评价指标体系,进而提出改进的AHPCRITIC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采用TOPSIS方法对长江经济带3个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的抗毁性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的协同创新网络抗毁性水平最强,成渝城市群次之,中游城市群最低;随着时间推移,长三角城市群的抗毁性持续增强,成渝城市群呈现“V”型减弱趋势,中游城市群呈现“V”型增强趋势;从结构抗毁性看,长三角城市群持续增强,成渝城市群与中游城市群呈现“V”型增强趋势但增幅较小;从功能抗毁性看,长三角城市群与中游城市群均呈现“V”型增强趋势,而成渝城市群呈现“V”型减弱趋势。

经济全球化、职业分化和美国政治极化

本文使用2008—2016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数据库,考察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分化,进而加剧美国政治极化。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全球化显著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且这一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经济全球化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分化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美国各地区的再分配福利政策越好,经济全球化对政治极化的影响越小。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非西班牙裔,特别是白人非西班牙裔美国人,以及美国中西部地区、低教育和低收入水平劳动者群体,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越会加剧政治极化。

全球化发展、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协调关系研究——以CAFTA成员国为例

文章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11个国家为样本,采用协整分析、全修正最小二乘法(FMOLS)估计及误差修正模型的方法,研究了CAFTA成员国的全球化发展、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除了中国、泰国、越南及文莱的进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与全球化发展可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之外,其余样本国家表现一般,这说明当前传统意义的全球化发展尚未惠及东盟欠发达国家。研究还指出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进口贸易,并且在各类全球化发展因素中,经济全球化的促进效应最大,社会全球化的促进效应最小。因此,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推动CAFTA贸易向纵深发展,并先行先试进行制度创新,加强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协议框架下扩大双向合作。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思潮与大学生思政教育研究

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发展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使大学生思政教育优化成为重点。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思潮不断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特点,严重影响到高校思政教育的质量与权威性。我们应明确社会思潮对思政教育所带来的影响和挑战,通过深化对社会多元思潮的关注、明确大学生思政教育重心、优化大学生思政教育方式等策略,缓解社会思潮对思政教育所带来的影响,提高思政教育的科学性、有效性及影响力。

全球化、区域性与现代化:时代大变局下中国新闻舆论史学探索

“现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轨迹及其规律性呈现,离不开历史语境的清算与经验总结。新闻舆论史学探索侧重文本及其与社会语境的关系,涉及近代报刊的地方意识与全国视野,转向探讨区域性、全国性与世界性乃至全球化的关系。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过程中,传媒重要角色是塑造国家认同,这是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延续。而觉醒与启蒙系两次世界大战影响下中国发展的舆论动员重要面相。总体而言,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涉及传媒在国家认同上的重要作用。由此而论,政治议题与媒介议题,政治议程与媒介议程互动,当给建国学理探索更多可以发掘的空间。简言之,近代传媒与现代化的关系是近代史学探索重要命题。

全球经济进入低迷期的中国增长方案

当前形势下,全球经济发展正面临巨大挑战。在地缘政治博弈对世界经济影响愈发强烈的大背景下,在周期性与结构性原因的共同促使下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三重低潮,而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仍在加剧。如今“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深化逐步推动中国不断尝试走出全球经济下行的困境,为接下来的增长提供更多经验。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相互捆绑在同一“战车”上,打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产业链布局,并遏制中国发展。对于中国而言,在应对全球经济下行的同时迎接美国的挑战,需要进一步针对经济发展进行转型,通过高端制造业为中国发展创造机会,在同全球南方国家良好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寻找新的海外增长点,并让世界看到更加真实的中国,新的中国增长方案也将在脱离西方国家的依赖中得到实现。

全球经济双循环:全球化结构新走向与中国应对

20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结构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走到尽头,其本身固有的稳定性差、机制僵化、原则偏狭、包容不足等结构矛盾和缺陷,使其难于成为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疫情后国际战略的结构矛盾与俄乌冲突后相互制裁带来的规则破坏、信心缺失、价值链衰落、国际货币体系碎片化等效应则使各种修补这一结构的努力成为不可能。在未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结构的可能发展方向中,全球经济的“双循环结构”成为一种较为现实、可行的选择,是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次优方案。而中国的对策选择就是将自身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全球经济“双循环结构”有机结合,推动“双循环结构”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