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环境危机的经济学分析

环境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因此传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转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从稀缺、欲望、市场机制和资源配置等经济学的重要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分析它们与资源环境危机之间的必然逻辑关系,结果表明传统经济学在基础层面上不适合指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应当建立新的经济学,把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引入经济系统中,使其逐渐成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以拓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机制与实证研究——基于经济-社会-环境-创新子系统的视角

基于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2006—2012年的县域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DEA方法对其绿色增长效率进行分析。构建一个影响绿色增长效率的经济-社会-环境-创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并基于拓展STIRPA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绿色增长效率呈先降后增的趋势。在影响因素分析中,地区经济越发达,环境保护激励越强,越有利于绿色增长效率提升。地区收入差距与固定资产投资都不利于绿色增长效率提升;医疗服务设施、城镇化率和交通一体化发展,使绿色生产效率提高;废水和固废处理等环境治理能力改善能够提升绿色生产效率,同时单位GDP能耗降低意味着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绿色效率的提升。最终,研究提出了促进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绿色增长效率的政策启示。

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该研究以上海市为实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分析了影响EKC路径的驱动因子,旨在为其它地区设计适当的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以便尽早跨越EKC拐点。研究采用上海市1981-2005年期间的序列数据,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解析了全市烟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和全市SO2排放量等4项环境污染排放量指标的演变轨迹和阶段特征。结果表明:这4项环境指标同人均GDP的拟合曲线呈现典型EKC特征,即倒U形。上海市在人均GDP5 700元跨越了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COD排放量这2项指标的拐点,在人均GDP11 300元跨越了SO2排放量的拐点(人均GDP值均为1990年不变价),烟尘排放量的拐点更低。研究还利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政策分析框架,通过分析产业结构、环保投资和环境管理的变化趋势,探讨了上海市EKC演变的驱动因子。结论建议:各地应因地制宜,积极寻求本地区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决策和环境决策,争取尽早跨越EKC拐点,实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解耦。

“经济—环境”怪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论统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紧迫性

传统工业发展模式教会世人如何开发和生产,也教会世人怎样消费和享受,把人类带向以扩大物质享受为根本导向的物欲横流的社会。膨胀化的物欲与非对称性的科技进步之间的互动,在极大地推动物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社会陷入“经济—环境”怪圈之中:经济增长异化出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对立面”—生态环境危机。我国近年来全面承袭西方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因而也陷入“经济—环境”怪圈之中,这样的严峻形势警示国人:统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已刻不容缓。

面对经济危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哲学思考

中国多年来着力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但在外部经济需求扩张、国内企业赢利较好的宏观背景下是比较困难的。目前，金融危机现在已经影响到实体经济，外部市场收缩，国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这些都会成为结构调整的动力。我国出台产业振兴规划，一方面是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需要逐步从外延型发展变成内向型发展。我们在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的同时，需要对经济发展的几个基本关系进行深层思考。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一、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 2008年10月，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断向世界蔓延。这场金融危机波及之广、影响之大、危害之深、情况之复杂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严重冲击了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这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有所恶化，给中国实现今后的经济增长目标造成了很大压力。众所周知，以改革为动力促进发展，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基本经验之一。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文章依据福建省1995—2009年多个环境污染指标,建立环境污染指数,运用非参数统计方法讨论了其与经济增长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建立了二者之间存在的三次函数模型,就函数形状与转折点进行讨论,并随后增加了人口规模、进出口总额、产业结构等控制变量,建立扩展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模型。得出福建省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库兹涅兹曲线,而是呈现出U+倒U型波浪式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最后结合实际对模型加以改进,提出了改善环境状况的对策与建议。

“经济增长--环境危机”悖论问题的伦理学思考

经济高速增长导致了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生态环境恶化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使社会陷入"经济增长—环境危机"的悖论之中: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恶化并存。因此,必须实现伦理学范式转型,树立生态伦理价值观,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树立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十二五”期间青海经济增长宏观环境分析

扩大内需政策将会持续较长时间。从长期看，我国存在着消费率长期偏低的问题，经济要实现长期稳定的增长，只靠过高的投资率维持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今后一个时期通过适当的政策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从近期看，尽管目前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依然较好，但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其影响、深度、持续时间可能要大大超过亚洲金融危机，为了防止经济出现过度调整，也要求我们必须以扩大需求为核心，

下世纪初我国面临的世界经济增长环境

90年代下半期的世界经济增长呈现了错综复杂的图景:世界财富不断增加,但贫困也日益严重;占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美国经济出现了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期,但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经济并不景气;人们一直把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称为奇迹,但这一地区却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但实行体制转型的俄罗斯和一些中亚东欧国家却陷入了经济困境。正反两方面的事实都摆在我们面前,加大了预测未来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难度。

环渤海忧思：中国经济第三极面临环境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消息：伴随着重化工业的富集．愈演愈烈的污染正在给一度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环渤海地区未来投下阴影。

增长趋缓符合预期 “欧债”“温贷”危机不同——2011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分析

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9.4％，呈现逐季回落态势，既是政策效应的显现，也是增长潜力下降的必然。温州民间高利贷的泛滥反映了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也威胁到银行体系的安全，根源在于现行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二元金融体制。

打好决胜 战谋划新发展 积极探索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在2010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一、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环保工作取得新进展 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团结带领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党中央、国务院统揽全局，果断决策，沉着应对，全面实施并不断丰富完善“一揽子计划”，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长下滑态势，

民族地区能源、经济与环境系统协调评价研究

随着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能源和环境对经济的制约越来越强,能源—经济—环境[3E]系统协调矛盾凸显。本文旨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建立民族地区3E系统协调评价体系和评价指标,并结合实证数据,分析研究民族地区3E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促进民族地区3E系统协调性发展的建议。

蒙古国的经济发展环境

自经济转轨以来，蒙古国经济发展跌宕起伏。经过10多年的努力，进入21世纪的蒙古国经济通过以矿业为首的工业生产快速增长的拉动，外贸和外资持续增加的促进，终于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并进入高速发展期。自2003年起，蒙古国经济增长率连续6年超过5％。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蒙古国经济增速从2008年的9％降至-1．6％。

营造创新生态环境应对金融危机影响

以2008年第三季度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为标志，美国、日本、欧元区（使用欧元的欧洲15国）同步进入负增长队伍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前不久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美国、欧元区和日本2009年的增长率分别是-0．7％、-0．5％和-0．2％。根据上述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2009年世界经济整体增长率可能为2．2％。但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研究员金炫旭表示，如果按照目前趋势发展下去，不能排除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降至1％水平线的可能性。

生态文明建设应成中国经济新常态增长点

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保护、治理、修复生态环境,大力搞好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是我们今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转型升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大家知道中国经济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又有一段高速增长,然后进入了持续十个季度的经济增长下行。从上届政府开始。

试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

人口过剩、资源危机,环境污染被称为当代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它们作为全球问题的焦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宣布了“人类环境的宣言”,1982年内罗毕会议上提出了“环境、发展、人口和资源之间存在着紧密而复杂的相互关系,只有采取一种综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