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行动”对立到“结构-行动”互构——社会学研究取向转换的文本解读与探讨

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长期存在社会结构论和社会行动论两种理论研究取向。文章通过对这两种研究取向的代表人物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相关理论的回顾和探讨,认为这两种理论研究取向虽有其可取之处,但也把社会学理论引向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境地。随着社会学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向,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了社会学理论家们的关注,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皮埃尔·布迪厄的关系主义理论,都是化解这一理论困境的努力,他们实际上都是力图使社会学理论实现从"结构-行动"对立向"结构-行动"互构转化,以期走向一种社会学理论的综合。

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结构-行动”的视角

40年来改革开放推动的社会转型为社会工作的兴起提供了社会、政治、行政和管理层面的发展空间。在这个特定的结构转型时期,社会工作者为了推动社会政策的改变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而开展的积极的、集体性的、建构性的专业实践,可以称之为"社会工作行动"。尽管这样的行动是有限度的,但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确立一个结构目标——建立有力的社会,社会有力意味着活力、平衡和团结。这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代背景下理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结构-行动"视角,其理论意义超越了"嵌入"视角。

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困境及其价值实现路径--基于“结构-行动”分析框架的探索

基于“结构-行动”分析框架,结合重庆A区“积分互助”养老案例发现,结构功能失衡与个体消极行动共同型构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困境,具体表现在:不恰当的组织结构安排滋生机会主义,放大层级分割负面效应;运作框架及其规则供给无法发挥社会交换和有效行动构成功能,抑制福利生产与福利价值输出;结构转型引发社区空间结构性变化并弱化了行动者“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价值生产动力,而行为动机和身份认同的缺失以及参与者行动的例行化进一步抑制个体主观能动性与集体价值创造,使“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实践沦为形式化与工具化。因此,应从厘清多元主体权责关系,健全制度化实施机制,设计可持续生产工具,培育行动者内生动力等方面入手,来优化“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工作,促进“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福利生产与价值实现。

基于“结构-行动”分析框架的宅基地退出机制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基于"结构-行动"分析框架和面板数据模型,以宁波市为例,对宅基地退出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2000—2015年,宁波市宅基地规模和退出潜力持续增长;(2)人口和劳动力转移、耕地保护是驱动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机制。虽然农户个人建房受到一定限制,但是农户收入的增长推动了宅基地规模持续扩张;(3)宅基地退出机制缺失主要表现为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和治理制度的低效。研究表明:符合土地市场机制的土地产权制度设计、多主体行动协同的退出模式构建和空间规划引导是宅基地退出机制完善的努力方向。

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结构”与“行动”的互动——基于“结构—行动”框架的分析

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本研究对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结构要素和行动要素加以整合,尝试提出"结构-行动"的分析框架,以此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策略展开考察。基于对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研究发现制度结构、动员结构和文化结构所组成的结构因素构成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外在条件,利益诉求、社会资本和主体协同等行动因素构成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动力。结构因素与行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制度环境与行动策略

本文选取B市C区LD社工事务所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合作创新为案例,引入"结构-行动"的理论视角,以制度环境和行动策略为分析框架,探究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的三层互动关系,剖析"依附性""非合作性"和"低参与性"三种行为逻辑环境下社会组织的策略选择。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并不天然地妥协于制度限制,已然打开的制度空间为社会组织实施积极的行动策略开启了"大门",社会组织运用行动者的组合性策略,通过改变权力关系、重构关系网络,使社会组织协商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成为可能。

基层治理中的问责乱象如何精准纠治?——基于“结构—行动”互动视角的考察

问责制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一旦问责制失灵对治理体系的危害是巨大的。聚焦基层问责乱象,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可以建构“结构—行动”互动的分析框架,提出问责行为受到问责体系的内在行动者因素和外在结构性条件的双重约束,问责乱象的生成与结构层面的责任化倾向和行动层面的认知偏差有关。并据此,将问责乱象划分为情绪式问责、运动式问责、加码式问责和机械式问责等四类具有代表性的情境。相较于控制路径的问责,信任路径的问责更匹配建立在人民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治理体系。围绕问责的四种异化形态,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认知治理、规范治理、精细治理、期望治理等四条差别化的纠治路径,以期问责行动能够回归最本质需求,维护良好政治秩序。

技术适配性:基层数字治理“内卷化”的生发逻辑及超越之道

随着科技手段发展,数字治理正成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尽管基层数字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在“结构-行动”分析框架下,发现当下基层数字治理未能完全适配相应的制度、工具、组织、主体等社会基础,具体体现为数字治理的制度配套困境、目标瞄准困境、组织协同困境、主体能力困境。技术适配错位导致基层数字治理陷入“内卷化”。数字技术必须适配相应的社会基础,才能发挥其效能,走向数字善治。在技术适配性视角下,寻求数字治理“内卷化”的超越之道,需要加强顶层制度适配,以法律法规保障数字治理的长效运行;强化技术工具适配,以靶向治理瞄准基层治理的实际问题;加强组织环境适配,以整体性政府理念推进数字治理创新;推动治理主体适配,为推进数字治理落地培育有效的主体。

北京基层空间治理的创新实践--责任规划师制度与社区规划行动策略

伴随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和社会空间转型,城市基层空间治理面临着复杂挑战,亟待从制度和行动等维度进行整合探索。近年来,以北京等特大城市为代表,我国社区规划逐步从"活动组织模式"转向"制度引领模式",体现为通过社区规划师的制度创新推动系统的、全域的社区规划行动,进而推进基层空间治理和场所品质提升。本文以北京责任规划师的制度建设和社区规划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结构-行动"互动视角,总结了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的发展历程、主要特征和实施路径。研究发现:从结构视角看,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建设以整体性治理机制推进基层空间治理创新,呈现出政府主导制度化、政策支持系统化和嵌入形式多元化等特征;从行动视角看,责任规划师团队依托制度授权的权力资本和信任资本,聚焦社区公共领域发展,秉持人本关怀理念,在行政、社会和生活三大场域中开展了灵活多样的社区规划行动策略,在搭建跨域沟通平台,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共识,提升社区社会资本和空间价值等方面取得了较显著成果。文末针对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推行中的主要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包括进一步明确团队的身份定位和责权范畴,提升团队社会协调和参与动员的工作职能,以及完善学科交叉和层级延伸的团队架构。

“双减”政策落地的结构化困境与破解

“双减”政策正式发布已两年有余,国内开始更多地就该政策的落实落地情况开展大样本调查,但数据分析整体上还偏重于呈现表象问题。本研究尝试从经典的“结构-行动”理论出发,进一步深挖“双减”政策落地中的结构化困境。研究首先从政策本身出发,然后基于11个大样本调查,分别从顶层设计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当前凸显出的新问题、新怪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研究发现:地方教育部门面临着上级政府部门自身实际操作偏离政策设定初心的问题;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肩负着“既要、又要、还要”的多重期望;家长面临着“表面利好,实际难以做到”的困境。研究建议:在顶层设计层面,首先要从“双减”政策的根本意图出发,用中长期的工作目标与推进机制引领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行动;在实践层面,应着重于合力纾解家长的教育焦虑。

管理类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路径

以“结构-行动”视角探讨管理类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中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及提升路径。管理类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是现代大学治理理念支配下内外部协同作用的结果,外部推力受政府教育公共服务观念和单位人才培养理念驱使,内部动力受教师、研究生自身价值观影响;从提高研究生教育服务质量的满意度出发,加强研究生职业能力培养,完善基于“权利-文化-价值-制度”的高校治理体系和社会参与的引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