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支点:“继续革命”理论——文革时期文学批评的语境反思

文学批评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受到了空前绝后的礼遇。这除了文学内部的因素之外,还与其时文学批评所处的语境有关。文革的支点全在于"继续革命"理论。它是发动文革的理由,也是坚持文革的指导思想;是一种操作实践,也是一种理论形态;是文革时期一切社会活动的纲领,也是文学批评置身之语境和必须遵循的准则。只有采用实证的方法复原历史的时空,才能描述文革文学批评的基本情势,勾勒其运作方式,从而实现"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研究价值。

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演进:从“革命”、“继续革命”到“改革”

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演进以"革命"等政治词语的变迁为中心。从"革命"、"继续革命"到"改革"的词语变迁,折射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演进的历史脉络。"革命"、"继续革命"的语义构成与时代性同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的历史时期相关,需要从不同的历史阶段分别进行考察。作为过渡政治词语,转义的"革命"具有存在价值与具体释义,"改革"则承继并最终更替了转义"革命"。

“继续革命”视野下的反官僚主义文本——以“百花时代”的三篇作品为例

1956—1957年"百花"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其中一些青年作家写的被称为"干预生活"的小说,如果将之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则不难发现它们非但不是"非主流",相反,恰恰是当时高层路线斗争和"社会主义高潮"大环境的产物。本文通过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桥梁工地上》及《本报内部消息》的历史化解读,显示其作为当时反保守思想、反官僚主义文本所具有的"继续革命"诉求。这种诉求及对官僚主义的批判诉诸的是"最高权威"及其代表的路线,这显示了它们与体制的双重关联。"当代文学"及左翼内部的自我否定性实肇于此,它贯穿于"当代文学"和"当代历史"的整个过程之中。

全盘否定,全盘肯定,抑或辩证分析?——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再思考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二十年间我们党的"基本理论"。作为一般理论命题或政治哲学命题,它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思想,是可以成立的。但当时它被赋予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那样政治大革命的特定含义,则成了错误的"左"倾理论。现在有的同志主张为它"恢复名誉",重举它的旗帜,这是不可取的。不过,联系现实回头去看,当年毛泽东阐发这一理论时提出的许多宝贵预见,却有着极大的警示意义,足资我们认真借鉴。

“右”与“左”的辩证:再谈打开“延安文艺”的正确方式

本文通过对丁玲创作于延安时期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以及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作品的再解读,指出这些文字当年与延安主流政治发生的激烈冲突,并非如学界普遍理解的那样发生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五四"与"延安"乃至"文学"与"政治"之间,而是发生在"集体主义"、"延安"乃至"政治"的内部,是一种比延安主流政治更为激进的文化政治主张的表达与呈现。换言之,丁玲与王实味等人受到批评并非因为他们的思想太"右",而是因为太"左"。"延安文艺"的思想冲突可视为"革命"与"革命后"、"继续革命"与"官僚主义"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的最初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