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情”:朱熹治经之依据

朱熹治经时反思的依据乃是“人之常情” ,中国哲学家常以“常情”作为反思依据而“缘情察闻”。“缘情察闻”之所以既可能又必要 ,乃是因为自天地以观之则必然存在“人之常情”。“人之常情”与“常识”不同 ,它的存在也并不否定认识的必要。作为反思依据 ,中国所谓“常情”与西方所谓“理性”

“言志”与“缘情”: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既盛且久，诗学理论绵延2000多年而不绝，不愧是一部以主体表现为根柢，感性与理性、诗性与思性二元变奏的历史，其丰富性一言难尽，现拈其荦荦大者略作分梳。

河洛地域崇情思潮与陆机的“缘情”诗学观

陆机入洛后明确提出"缘情"诗学观,与在吴地时"先辞后情"的诗学观大相径庭。此种转变,除了受西晋文坛领袖张华崇情诗学观的直接启引外,最深层的因素,当为西晋时期河洛地域的崇情思潮。先秦河洛地域的崇情传统历经汉魏的嬗变,至西晋催生了陆机的"诗缘情"诗学观。

中国古代文论中“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言志”与“缘情”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两个术语,是对诗歌基本性能与特点的两种概括。“言志”说与“缘情”说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文学功能的意义,而后者却强调文学本质的意义,两者体现于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同等重要,密不可分。一种传统理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这种观点重视“言志”而忽视“缘情”,认为“言志”才是诗歌的主流。其实,就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史来看,优秀的诗歌作品无法离开“缘情”而单纯地“言志”。通过分析杜甫的诗歌创作,来探讨“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从“缘事”到“缘情”——论“三曹”对《诗经》宴饮诗的发展

从《诗经》开始,宴饮诗在中国诗坛上就占有一席之地。宴饮诗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社会上君臣亲朋之间宴饮风气盛行的结果,而且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宴饮诗在其发展历程中,于汉魏之际有一巨大的转折,即由“缘事”到“缘情”,这一转折,可以“三曹”的宴飨之作为代表。本文即探讨“三曹”对《诗经》宴饮诗的发展。

“言志”与“缘情”——论中国美学的儒道互补关系

中国美学很早就发现艺术创作内在的情与理的不可分割的审美统一关系,艺术虽然包含理性概念,但其中的情感内容又远非理性概念所能穷尽。儒家传统的“言志”说和道家传统的“缘情”说,分别代表中国美学对艺术内部思想与情感关系的解释的两条不同的美学路线。儒家美学的“言志”说主张“理”是艺术内在的情与理相统一的基础,文学所表现的情感内容应该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并受其自觉的节制与指引,由此而发展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道结合”的传统。而道家美学的“缘情”说,认为“情”

同源异流两诗系——对“言志”、“缘情”的再思考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诗论体系中,有两条影响极巨的理论观点,一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一是陆机的“诗缘情”说。 两说的蕴义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如何?学者们的见解不尽一致。 比如对《尧典》的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周作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定“言志”与“载道”分属于“两种潮流”。对诗缘情的理解也一样对立:

“言志”与“缘情”新论

“诗言志”是中国美学史上最早的关于诗歌的理论。这个重要观点,记载在《尚书·尧典》之中。 据顾颉刚等考证,《尧典》应是战国时的作品(《古史辨》卷三)。“诗言志”的观点不可能如《尧典》所说是帝舜提出来的。尧舜时代的音乐水平非常低下,决不可能产生如文中听说“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那样完备的乐器,更不可能产生审定音阶高低的声“律”。《尧典》关于“诗言志”的记载,实际上反映着周朝时人们对于诗歌的看法。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记载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论宋代说理诗对“缘情”说的发展

陆机"缘情"说对先秦"言志"说是一次革命性的发展,第一次准确地认识了诗歌的美学特质,对后世诗歌批评和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诗创作就是对陆机"缘情"说的成功实践。宋诗创作异军突起,在实践意义上对"缘情"说进行了拓展,从新的角度再次把握了诗歌的美学特质。尤其是宋说理诗重在机趣,在诗歌美学物质上重新发掘,可以称作"缘趣"说的有益尝试。

“缘情绮靡”阐释史视野中的抒情传统问题

西晋陆机在儒家“诗言志”经典话语之外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引起后人的激烈争论,构成了一脉贯穿古今的阐释史。在六朝初唐的贵族政治文化环境里,“缘情绮靡”是自觉的诗歌追求,甚至片面发展至淫放浮艳。盛唐时期发扬“缘情”精神,摈弃“绮靡”诗风。中唐和宋代理学家重新认识情、性问题,宋诗主理不主情,“缘情绮靡”说遭到冷落。明代中后期,吴中诗人坚持自身“缘情绮靡”的传统,与占主流的复古诗学形成理论交锋。特别是清代,京师主流诗学与地方诗学、正统诗学与异端诗学之间的压制与反压制具有理论张力。在现代诗学价值体系中,“缘情绮靡”说得到高扬,与美文、纯文学等现代观念相对接,周作人、朱自清等人对其内涵给予不同阐释。海外汉学家陈世骧在世界文学背景下强调“缘情”说而提出“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忽略了传统思想中言志与缘情、情与性、情与理、真与正、情感与格调之间的复杂关系。

“诗缘情而绮靡”——论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陆机(公元261—303)的《文赋》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专著,他在比较各种文体特点时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在古典诗学理论史上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文赋》本不是主要论诗,但这一命题的提出,却“使古代诗歌理论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中国诗歌美学自此开始熠熠生辉”(陈良运《诗学·诗美·诗观》)。本文也拟从这一命题出发,探讨一下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缘情与尊体:中国古代词学理论的历史演变

隋唐至宋，儒家道德理性重新收复六朝纵情任欲而造成的文学失地，诗歌从六朝风姿绰约的“缘情”一变而为忧国忧民的载道明理，于是，词作为弥补诗之写情功能的新兴诗歌体裁。伴随着隋唐燕乐的兴盛应运而生。词在早期因仅仅抒写不登大雅之堂的艳情或离情，被称为“小道”、“诗余”。

论历代对“诗缘情而绮靡”的误读

论历代对“诗缘情而绮靡”的误读赵泰靖在思想的历史中，人们理解某种学说或观点，往往不能严格按其本来意义。这并非人们不能正确理解负载这种学说或观点的词语的本义，而是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和思想的背景。处在这种背景下的人们，往往不顾某种学、或观点的本来意义，...

论“诗缘情”说

我国古代文论发展至魏晋时期,有一个与传统的“诗言志”说相对的文学新论——“诗缘情”说崛起,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西晋太康作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 自从“诗缘情”说提出之后,丈坛上发生了关于情与志、“言志”与“缘情”的长期争论,各说不一。有的论者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绝然对立,不可调和;有的论者恰好相反,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本是一个东西。

论中国古代“缘情说”之发展演变过程与表现方式

中国古代“缘情说”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演变过程与表现方式。其以魏晋为分界,魏晋之前“缘情说”虽有显现,但“情”的表现毕竟有限,自魏晋之后,“缘情说”的发展达到新的高度。在“缘情说”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特点展现着独特风貌,天人合一的文化底蕴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以诗词、小说、戏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缘情说”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言志明道”与“缘情尚文”——摭谈秦汉隋唐文章理论的双轨发展

我国古代文章学理论在唐代以前就初具规模。“言志明道”说明了社会生活乃至阶级属性对文章功能的干预作用;“缘情尚文”则显示了文章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纵观整个古代文论,“言志”与“缘情”、“明道”与“尚文”始终处于对峙发展之中.本文试以秦汉隋唐文论的状况分析为基础,找出文章理论双轨发展的规律。

“缘事说”: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被遮蔽的隐体系

与"缘情说"相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缘事说"是围绕着事件概念对文学的本质、发展、创作以及接受重新检视后而建构的一种具有原创性的历史文化诗学。发掘"缘事说"资源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和揭示历史叙事、文化叙事、文学叙事及文学生产的基本机制与内在规律,从而为当下戏仿以及经典再生产等文学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持。"缘事说"的运作方式是缘事生理、缘事生事和缘事生情,创作方法是托事于物、用事、叙事等。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缘事说"的发掘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深切的现实意义。

诗可以怒——兼论屈赋的抒情特色

《尚书·虞书》云:“诗言志”。 在心之志本是多方面的,七情六欲,无一不是人之志。诗既言志,喜、怒、哀、乐、爱、恶、欲,无一不可以反映在诗作上。这在诗歌理论上本是极自然的,在诗歌创作实践上,也在一开始有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以来就被雄辩地证明了的,兹不赘述。 但到了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之后,文学却成了经学的附庸,本是纯文学的《诗三百》被强行置进儒学的框框中,这些原本是表达真情的诗作甚至每一句、每一字都成了注者阐发儒学的天然材料,而被注解过的诗三百篇也就成为充满儒学思想的儒家经典,于是乎。

中国古代三大文学观局限分析

本文以否定主义文艺理论为依托 ,以当代问题意识 ,对中国古代的“言志说”、“载道说”、“缘情说”的局限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 :由于“个体化理解”的缺乏 ,因此无论是“志”、“道”还是“情” ,都难以突出文学与非文学之“志”、“道”、“情”的区别 ;而“言”无论是指文学表达还是指“心物交融”以及“象” ,都难以突出作家创造与一般创造的区别、作家创造的程度差异等问题 ;对抗“理”的“情”之无力和“情理统一”的笼统 ,作家和文学人物对既定的“理”的依附 ,均使得“缘情”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学性概念。

六朝文论若干问题之商讨

一、关于《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周汝昌先生《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说:“按陆机本意,‘缘情’的情,显然是指感情,旧来所谓‘七情’。”他举出陆机《叹逝赋》、《思归赋》中的例子,证明“缘情”的情与“闲情”、“艳情”、“色情”等并无干涉。其说至当。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证明“缘情”一语是当时人常用之语,并非陆机独创。如潘岳《悼亡赋》:“吾闻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意思是,曾听说为妻子服丧礼,服制虽重而哀情却并不深;如今有了亲身体验,方知其服制之所以重,乃是依据人情而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