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羁縻政策”与女真社会经济文化的嬗变

明朝政府为了有效管辖东北女真地区,实行了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主要体现在设立羁縻卫所,任命各部酋长为地方官,定期朝贡,设立马市等方面。明朝对女真各部采取的温和政策显示出浓厚的情缘特征,女真人对中原文化体现出向心情结,农耕文化与渔猎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为满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东北女真地区文化嬗变。

历史主义范式下的晚清“羁縻”政策研究

所谓的“范式”,主要是指某个科学共同体所共同接受的理论观点和研究假设。在历史研究中,历史主义和革命史范式是中国史学界两种重要的研究范式。如果以革命史范式来审视晚清的“羁縻”政策,那么这一政策有违于民族尊严和损害了国家利益,具有“投降主义的嫌疑”。倘若从历史主义的范式来考察这一政策,晚清时期,清廷所推行的“羁縻”政策,无论从其催生的情境来看,还是从统治者本身主观上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和作用来看,与传统并无本质区别,即都是力图通过牺牲一定的国家利益来换取苟和的一种权宜策略。无知和历史的惯性使他们没有意识到对手的强大,在列强的咄咄逼人的态势面前,一步步滑入丧权辱国的深渊。

何谓“羁縻”？何谓“土司”？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天子之于夷狄，其义羁縻勿绝而已”。这是说华夏中原政权对待周边少数民族，应该用牵制和笼络的办；去，使他们不生离异之心，这就是历史上的“羁縻”政策。“羁”本义是马络头，“縻”的本意是牛缰绳，用驾驭动物引申而来的词汇，这是当时的一种歧视性说法。羁縻政策的核心是“因俗而治”，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各民族交流融合加深，中原政权对周边民族的治理形式也随之发展变化，先后经历了道制、属国、羁縻府州、土司制度等管理方式的演变。

交融与发展：云南边屯文化的精髓

自汉代以来至清代中期，中央王朝一直采用“羁縻”政策作为开发治理和经营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手段，并辅之以移民屯垦和戍边，代代相沿，达到巩固统治边疆地区的目的。至元朝时，朝廷在云南实施了相当规模的屯田，但就屯田规模、成效等因素而言，尤以明朝时期最为显著。今丽江市永胜县等地，因大规模的屯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云南边屯文化。

鸦片战争中的鹰派与鸽派:林则徐和琦善

在鸦片战争的历史中，林则徐是一个“爱国”的代表，流芳千古；而琦善则是一个是“卖国”的代表，遗臭万年。越过单一的“善”“恶”标准，重新审视他们的经历，也许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持续两年多的鸦片战事中，清廷中“剿”“抚”两条路线一直在争斗。“剿”派以林则徐为代表，奋战沙场的关天培、裕谦、海龄等都视他为领袖，可以看作外交策略上的“鹰派”；而“抚”派的“始作俑者”是琦善，他的“羁縻”政策为以后的谈判大臣伊里布、耆英等沿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外交策略上的“鸽派”。

交融与发展：云南边屯文化的精髓

自汉代以来至清代中期，中央王朝一直采用“羁縻”政策作为开发治理和经营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手段，并辅之以移民屯垦和戍边，代代相沿，达到巩固统治边疆地区的目的。至元朝时，朝廷在云南实施了相当规模的屯田，但就屯田规模、成效等因素而言，尤以明朝时期最为显著。今丽江市永胜县等地，因大规模的屯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云南边屯文化。

永宣宫廷造像艺术风格

从元代开始，各朝封建统治机构就非常重视和藏区高级僧侣集团的联系。藏、青、甘、川等藏区占全国版图四分之一，在这片辽阔的地域上，藏传佛教中的高级僧侣拥有政治与宗教的双重控制力。永乐帝极为重视周边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推行“羁縻”政策，一边大封僧官建立制度，一边频加礼遇以结其心，这一切都是为了积极凝聚藏传佛教僧众对明朝皇权的向心力，强化中央政府管辖西藏的上层建筑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