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

“数字贸易”作为21世纪国际经贸谈判新议题一直热度不减。由于数字贸易具有多维度特征，再加上数字技术内在的流动性、多变性与全球性特征，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在设计和执行层面都困难重重。数据流动为美国的GDP贡献了3．4—4．8个百分点，同时创造了240万个全职就业岗位。

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与“中国-东盟方案”构建策略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是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的最新范式。文章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数字贸易”章节文本规定入手,通过类型化分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的演进特征,认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中数字贸易规则具有整体稳定性与局部革新性的特征,但其浓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引致该规则内容缺乏包容性。同时,该规则本身也存在设计缺陷,容易陷入数字贸易规则适用和数字贸易发展规制的双重困境。中国数字贸易规则构建方兴未艾,文章认为中国FTAs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与完善应立足国情,遵循循序渐进和互利共赢原则,加快形成系统完备、自由开放、普惠包容的数字贸易规则之“中国方案”,借以提高中国数字贸易治理的规范性和示范性。在具体推进路径上,文章建议以《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的发表为契机,加快与东盟国家签署实施中国—东盟数字贸易伙伴关系协定,构建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东盟方案”。在协定文本章节安排和条款设计上,可引入单独的“数字贸易”章节,对数据安全可采取“分类+分级别”管理办法,将机密程度较高的数据排除适用于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范围;可引用正面清单模式对互联网的接入与使用进行限制,实行有条件的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实现国家安全与开放、自由的数字贸易规则之间的平衡。同时,可增加“交互计算机服务条款”,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国际合作的水平,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基于美式模板和欧式模板下中国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构建

近年来,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迅猛,然而贸易规则却远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纵观世界各国,美国和欧盟数字贸易发展最早,也逐渐形成了两大典型的数字贸易规则模板,并引领着全球规则走向。文章通过对两大模板的特征分析,叙述了两大模板存在的主要分歧,即数据本地化、跨境数据自由流动、隐私保护及网络中介责任认定,并针对主要分歧探究中国数字贸易规制的发展趋向,同时提出一些建议。

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演进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条款数量由少到多、规则水平由浅入深的过程,体现出规则内容更广泛深入、规则水平提高、规则对中国的排他性较强的演进特征。在美国试图主导数字治理的发展格局下,中国作为数字贸易大国,面临着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差距大、缺乏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等问题。研究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动态演进过程及特点对于把握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方向、解决自身数字贸易发展难题具有现实意义,也为中国的数字贸易发展进程提供了启发:接轨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提出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式模板”。

“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扩展广度和深度分析

“印太经济框架”(IPEF)是美国对外扩展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重要平台。本文结合IPEF核心国家签署协定的多个章节内容,综合分析美式数字贸易规则在IPEF核心国家的扩展广度和深度。从扩展广度来看,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已在代表性协定中广泛纳入“美式模板”议题;印度仅部分涉及“数据流通和获取”及“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未承诺“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从扩展深度来看,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缔约方在原则性条款“数据流通和获取”“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及“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中的承诺可对标“美式模板”第2阶段或第3阶段的雄心水平,但受制于“一般例外”或“负面清单”,综合约束力与这些“美式模板”标准存在差距;印度则对“美式模板”核心议题的承诺水平较低,接近于“美式模板”第1阶段。IPEF国家将基于此扩展情况调整数字贸易规则发展策略。中国可着眼上述协定的多部分内容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推动“一带一路”数字贸易规则共建,以应对IPEF带来的挑战。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美式模板”的典型特征及对中国的挑战

美国高度重视数字贸易治理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是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在美国签订的一系列区域贸易协定之中。中美虽然签订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但由于两国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利益不同,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美式模板”可能会在“源代码非强制本地化”“数字内容版权保护”“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责任”三个方面给中国带来挑战。中国可以在履行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基础上继续对接“美式模板”的合理成分,同时坚守维护国家网络主权和网络安全的底线。

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的应对策略研究——基于“美式模板”

数字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一种新形势,凭借其强大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开来。引起了全球的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服务链的重新架构。由于旧有的WTO国际贸易规则存在的局限性严重阻碍了数字贸易的发展,所以迫切需要新的贸易规则的出现。美国作为数字贸易中的大国和强国,在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美国在数字贸易中形成了其特有的“美式模板”,使得美国在国际贸易新规中占据了绝对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中国想要在严峻的条件下获得一席之地,必须探索出符合自身发展的“中式模板”。

论《美墨加协定》数字贸易规则与中国启示

2020年1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将修订后的《美墨加协定》签署成法。在美国既往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的基础上,《美墨加协定》中的数字贸易章节进一步深化了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数据存储非本地化、源代码非强制公开等重要规则,旨在实现美国在数字贸易治理中的各项诉求。同时,引入了“政府数据开放”与“交互式计算机服务责任豁免”规则,进一步完善了以《美墨加协定》为最新代表的数字贸易美式规则框架。可以预测的是,美国将继续在双边与多边层面上输出数字贸易美式规则,并要求缔约对象放松数字贸易监管限制。目前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现出“俱乐部”格局,大国引领下的不同治理理念之间呈现既竞争又融合的趋势。作为体现美式数字贸易政策与规则的最新模板,对比《美墨加协定》与中国数字贸易相关规则,能带来诸多启示。合理回应《美墨加协定》数字贸易规则,进一步提升在数字贸易国际治理中的竞争力与话语权。

美国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政策趋向及我国应对策略

通过分析拜登总统的党派属性及其在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本文认为拜登政府的数字贸易治理政策趋向将呈现出四点特征:第一,更注重美国高科技发展,除加大高新科技的研发投入外,还会通过“构建国家知识产权规则联盟”和“有选择松动技术出口管制”来捍卫高科技产业利益。我国在顶尖科技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将承受更大压力。第二,积极缔结《美英自由贸易协定》推动“美式模板”演进升级,打造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黄金标准,其中的金融科技沙盒创新计划和新兴技术行业标准设定会给中国带来压力。第三,将借助《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之壳重返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引领者地位,我国在亚太的数字贸易治理影响力将受到抑制。第四,务实推进WTO数字贸易谈判,弥合与欧盟在数字服务税、跨境隐私保护等问题上的间隙,“数字贸易治理地缘政治竞争”和“数字产品及服务对华准入”会成为中美对抗焦点。据此,本文提出四点对策建议:提升我国在顶级技术上的自主研发能力;积极开展数字贸易治理合作和制度协调,部分理性对接“美式模板”;理性深入开放国内数字服务市场;强化我国在亚太数字贸易治理领域的影响力。

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发展现状及我国对策

数字贸易是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物,在全球快速兴起,对传统贸易规则带来极大挑战。推动制定具备全球约束力的数字贸易规则是构造国际贸易规则新体系的当务之急。作为全球数字贸易引领者,美国正逐步形成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我国应积极参与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努力构建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国情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

全球主要数字贸易规则比较研究

数字贸易作为数字技术与现代贸易相融合的新型贸易模式,已经成为当下全球贸易体系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并已经对全球原有的贸易规则框架提出了全新的挑战,而探究世界范围内现有主流数字贸易规则也显得愈发重要。本文将对“美式模板”“欧式模板”以及RCEP的数字贸易主张进行梳理与对比,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路径提出建议。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分歧及中国的应对

近年来全球跨境数字贸易发展迅猛,但数字贸易规则的国际立法远不能满足实践需要,使得针对数字贸易而展开的规则谈判成为了世界许多国家所关注的问题。我国在这一产业上的发展规模目前已经仅次于美国,但在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构建和治理上和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规则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本文就数字贸易发展局势和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现状进行探讨,尝试给出中国数字贸易规则问题的解决方法。

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标准的发展趋势与对策

在全球尚未达成统一的数字贸易规则背景下,相关利益群体增加了对相关引领性和规范性标准的诉求,这些标准必将构成未来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重要部分。文章以美欧数字贸易规则的分歧与互动为基准,分析了美国、欧盟、新加坡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规则诉求、一般规律及世界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从WTO、新加坡、美欧和印太框架等多维度,对数字贸易规则和标准的关系、发展趋势深入分析,结合我国的现实,提出积极跟踪美国、欧盟、新加坡数字服务贸易规则与标准,并与之保持合作;明晰我国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利基市场;加快依托国际数字贸易标准联盟组织的标准开发;加强跨部门协作与健全保障机制等建议。

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演进分析

数字贸易在全球成为热点话题,美国率先推动规则的制定,成为世界数字贸易规则引领者。分析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演进过程,比较中美数字贸易规则的差异,对于构建符合中国利益的“中式模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可以采取对数据的分级分类管理、设置保留条款、过渡性条款或者例外规定等措施,逐步弥合中美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增加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现状及中国对策

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方式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新的浪潮,现有的传统贸易方式也因此受到巨大挑战。美国率先构建了美式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在全球贸易中占优势。与此同时,欧盟也建立了一套数字贸易规则,即“欧式模板”。发展中国家在数字贸易领域也感受到了巨大压力。文章建议中国应积极制订全球数字贸易新规则,并加快构建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

数字贸易内涵、规则及其影响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应用已经遍及全球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数字化与全球化的发展,更是使数字贸易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迅速生根发芽并逐渐茁壮成长,如今已是全球贸易经济发展新的重点领域。由于国情不同,各国都具有以自身价值诉求为核心的数字贸易规则。本文主要对数字贸易的理论与内涵、规则以及影响进行综述性研究,对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美欧数字贸易规则进行梳理与总结,结合我国数字贸易相关理论政策提出一些个人见解。

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数字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一种新业态、新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我国凭借着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的实践探索,积极参与到新一轮的全球数字贸易竞争中,然而,数字贸易法律规定和政策条款的缺失阻碍了我国数字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从数字贸易的内涵出发,深入分析我国在数字贸易背景下面临的发展机遇和规则挑战,结合美国和欧洲在数字贸易谈判和规则构建方面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实践,探讨我国参与数字贸易谈判和对接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对策,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过程中发出“中国声音”,进而推动数字贸易产业发展,加快贸易强国建设。

全球数字贸易竞争格局与中国数字贸易国际合作的战略选择

数字贸易已成为当代国际经济政策制定和贸易谈判新领域展开的一个关键性紧迫议题。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正通过双边贸易协定或区域贸易协定展开谈判,构建各自主导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博弈更趋激烈。中国应当抓住数字贸易规则形成的关键期,积极应对数字贸易新议题带来的挑战,完善自身法律法规,并在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探索对接CPTPP~((1))、DEPA~((2))等数字贸易规则,提出积极参与全球双多边数字贸易谈判的“中国方案”,把握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主动权。

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式“小多边主义”的端倪和成型——理解《中美经贸协议》(第一阶段)的变局背景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特朗普政府近年来先后退出多个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通过签订一系列贸易协定,掀起了美式“小多边主义”的浪潮。美国陆续与重要的WTO成员国展开各项贸易谈判,达成更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贸易协定,推进美式“小多边主义”,对WTO多边主义造成了冲击,加速了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造进程。中国作为WTO的坚定支持者,应当积极应对美式“小多边主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中美数字经济博弈及中国的应对思路

当前,全球进入数字技术大变革、大发展的关键时刻。美国虽依旧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的快速崛起乃至部分领域“换道超车”,使美国感受到了技术领导力弱化和经济利益受挤压的双重威胁。为维护全球技术领导力的核心地位,美国借力“中国威胁论”,增加政府研发开支,通过半导体等关键供应链管理和强化标准制定的国际领导力,与中国展开全面技术博弈。为保障全球经营利益,美国在数字贸易规则建设上“攻”“防”结合。因此,中国应打造“攻”“防”结合的数据战略,深化对数字技术研发的有效支持;强化数字贸易规则同盟建设,以国际标准对接和关键领域开放深化利益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