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安全对话”的升级与限度——以美日印澳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为视角

拜登政府执政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持续升级。本研究以1991—2021年四国在联合国大会的2276个有效投票数据为统计样本,采用投票一致性指数、投票凝聚力指数以及投票背离指数系统考察美日印澳四边、三边、双边组合的投票水平以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重启后的涉华投票与立场偏好。研究发现,美日印澳的投票一致性显著低于作为对照组的北约,尚不具备军事同盟的集体安全属性。在准同盟关系中,日澳凝聚力最高,美印凝聚力最低。在同盟关系中,美澳凝聚力略高于美日同盟,但显著低于作为对照组的美英、美法同盟。在涉华投票与立场偏好方面,美澳完全一致,日本次之,印度最弱。印太地区的双重结构性矛盾推动了“四方安全对话”的升级,但其安全供给能力尚无法满足成员国的差异性安全需求,“亚洲版北约”难以成形。对于中国而言,理性开放的外交理念与外交实践是弱化地区安全挑战、塑造印太地区稳定和繁荣的探索方向。

历史视域下“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联盟化的影响因素与前景

“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可以视为历史上美国曾多次在亚太地区构建多边联盟的延续。与历史上的多边联盟实践相比,四边安全对话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在影响四边安全对话同盟化的诸因素中,主导国意愿、结盟对象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差异以及中国的能动性对四边对话联盟化的前景发挥着主要作用。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同时比较美国历史上在亚太地区的多边联盟实践,得出结论认为四边安全机制难以走向同盟,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多边联盟的动力具有持续性,在今后还可能以其他形式继续表现出来。对此中国既要妥善管控中美关系,也要在不断的崛起中调适与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构

2017年以来,美日印澳"四边对话"重新活跃。"四边对话"以"印太"为合作地域,以推进海上安全合作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合作内容,旨在通过四国间的协调行动,应对地区形势的显著变化,构建与维护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秩序。"四边对话"的重新活跃反映了各国围绕地区秩序在外交、经济与安全领域展开合纵连横与力量博弈的新动向。中国既要警惕其战略意图,同时秉承合作、包容和互利共赢的理念,寻求与拓展各地区机制间的对话、对接,共同维护本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背景下的小多边主义——以美印日澳四国战略互动为例

小多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形式的关键区别不在于成员国的数量多寡,而是小多边主义具有排他性、明确的问题导向和较强的功利性,因而在某些议题上更加有效。随着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印太地区国家倾向于选择小多边主义形式进行战略互动。印太地区小多边主义形式的发展一方面离不开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主导性”,另一方面也源于更多印太地区行为体参与地区事务的“主动性”。美日印、美日澳、印日澳是印太地区发展迅速且关系牢固的三边关系,以此为支撑,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对话于2017年重启且不断升温。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印日澳四国开展的小多边合作中,遏制中国是它们的重要动力,中国在印太地区面临较为严峻的外部环境。

解析“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局限性

近几年来,日美澳印四国战略互动日趋频繁、战略合作日益加强,成为牵引亚太格局变动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日本,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不遗余力地推进四国战略合作。该战略合作是中国崛起背景下,日美澳印重塑亚太格局,攫取权益的平台和路径,并且呈不断增强的发展态势。但是,该战略合作也面临着局限性和困境。战略合作框架的不完善、大国因素的影响、四国对中国崛起认知的不同、应对中国在四国对外战略中位置的不同等因素制约着"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进程。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路径及态度分析

自"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提出以来,四国战略互动日趋频繁、战略合作日益加强,成为牵引亚太安全格局变动的重要力量。尽管以遏制中国为共同目标、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日美澳印四国,正以显性和隐性路径不断加强战略合作。但是,四国对该战略合作的态度不同,也影响着该战略合作的进程。中国应抓住有利时机,破解周边安全困境。

美日印澳经济冷战思维挑战“一带一路”倡议的现状、动因与应对建议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就受到美日印澳等国的关注、敌视和经济冷战思维外交的战略围堵与遏制。美国等西方国家挑起并进一步升级经贸摩擦,不断加强对中国的遏制、敌视和剿杀,妄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延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军的重要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在这样的历史变局下,思考如何应对美日印澳经济冷战思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挑战,对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探析“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形成及其制衡博弈

21世纪以来,亚太格局发生着新的变化。随着2006年"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的提出,日美澳印四国迅速拉近距离,开展紧密合作。这不仅由于亚太地区有着萌生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合作的背景,而且由于日美澳印四国有着奠定战略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更由于日美澳印四国有着推动战略合作的多重动因。"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是四国在遏制中国这一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博弈。

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现状、意图、前景、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是21世纪亚太地区格局变化中的重要国际现象,并成为亚太安全格局中逐渐萌芽和发展的新多边合作框架。在以平衡中国为共同目标,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日美澳印四国,以显性和隐性的路径不断加强战略合作。以价值观认同和海洋国家身份认同为旗号,以过时的冷战思维为指针,以日美、日澳、日印、美澳、美印、澳印双边关系的深化为基础,以"日美澳"、"日美印"战略三角为纽带,日美澳印四国增进彼此的信赖与亲近感,加强战略互动,向同盟化的方向发展。目前,"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呈持续发展和增强之势。虽然,该战略合作仍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合作框架,但对中国的周边战略与安全环境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应采取团结、分化等策略,逐一破解周边困境,构建和平、稳定的亚太安全环境。

双边视角下的“日美澳印”战略合作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是中印崛起、亚太格局剧变背景下派生的国际现象。虽然日美、日澳、日印、美澳、美印、澳印这六对双边关系各成一体,但是作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重要的结构与支撑,它们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交织的,不断推动着"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进程,因而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四国的双边关系不断发展和深化,战略合作得到增强,为构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提供了最有效路径。尽管四国的双边合作程度不均衡,但在遏制中国的共同目标的促动下,联盟成为最有可能的发展趋势。

后特朗普时期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内在嬗变机理及对地区安全影响

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竞争因素明显超过合作因素。为了围堵中国,美国将原先传统的“亚太”概念扩展为“印太”,并积极打造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试图以此为依托实施“印太战略”。尽管美国方面宣称要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发展为“亚洲版北约”,但这一机制在发展历程、主要功能和角色分工等方面都表现出一系列的特殊性。随着强调盟国和价值观的拜登政府取代特朗普政府上台,这一机制在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强化安全功能、增加地缘压力和插手经济领域将成为其主要的发展方向,并对地区安全和地区秩序塑造产生深远影响。

印太战略视域下的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

随着“印太”地缘概念的出现以及印度洋—太平洋战略重要性的提升,印太战略已发展成为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国家战略架构。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日澳间的利益一致和相互依赖使得四国重新开启停滞已久的四边安全合作,四国安全合作的现实基础似乎更为牢靠,四国安全合作聚焦在低政治领域,具有准同盟的属性并突出地缘政治色彩。尽管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存在一定的分歧和局限,但短期内四方基于共同利益而建立一个团结而非制度化的联盟伙伴关系的趋势愈加明显。四边安全合作重启和深化将对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及战略利益的拓展产生潜在威胁,主要表现为:美印日澳四国合作形成战略联动,从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海域同时对中国形成围堵,使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拓展和延伸面临更大的压力,威胁中国的海上安全环境和利益延伸;美印日澳四国联手干涉中国周边安全事务,造成中国在和平解决领海领土争端等问题上处于被动状态,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四国热衷于鼓吹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塑造以四国为基础的印太民主国家联盟,将中国排除于印太地区秩序架构之外,削弱中国印太海上的影响力;四国共同推动印太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投资,企图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致使“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面临竞争性挑战,威胁中国印太海上战略利益。

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发展走向及其对中国—东盟合作的影响

中国和东盟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力量,其双边合作是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202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发展迈进新阶段,双边合作翻开新篇章。然而,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于2017年重启,2021年升级以来,其呈现了不断加强军事安全合作、拓展合作范围、以“QUAD+”扩容增员的发展走向,对中国—东盟合作的地区秩序、安全形势、战略互信和相互依赖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中国—东盟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升级。因此,中国需要予以关注,多措并举,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新动向及其影响

近年来,美日印澳四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取得诸多进展,其在“蓝点网络”“供应链安全”以及安全领域的机制化磋商与合作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特别是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带动印日澳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出现消极变化,从而加剧了地区竞争态势。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新动向给“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以及现有地区秩序带来了一定冲击。中国应积极谋划、审慎应对,探索稳定中美关系的可行方案;妥善解决与日本、印度等国领土主权争端,增进政治互信,管控分歧并积极发展经贸关系,加强与东盟的合作,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为自身发展营造持久有利的周边环境。

中国崛起背景下“日美澳印民主同盟”的构建

随着21世纪以来中国的迅速和强劲崛起,日美澳印拉近距离,打着价值观的旗号,以过时的冷战思维为指导进行"民主同盟"、"准同盟"的构建与尝试,企图围堵遏制中国。通过军事威慑、经济阻挠、外交干涉、舆论主导、意识形态攻击等手段,日美澳印对中国进行软、硬两手制衡。自2006年提出战略合作框架以来的近十年里,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持续推进,虽然四方战略对话停滞,但是双边和三边合作呈现强化趋势,并逐渐形成一个"准同盟化的联合体"。显然,日美澳印存在结盟的可能,但在四方战略对话仍未重启的情况下,"日美澳印民主同盟"的实现并不容易。尽管遏制中国是日美澳印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但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才是各国利益追求的终点。目前,在日美澳印围绕遏制中国的这一战略合作与博弈中,四国尚未找到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因此,中国应积极抓住时机,采取不同的策略,瓦解四国战略合作,突破崛起困境,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议程变迁、网络构建与演化逻辑

本文考察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的历史进程及新的进展。总体来看,在其发展进程中,四边安全合作议程设置呈现出动态变化性与多元拓展性,四边安全合作所构建的网络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本文借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工具解读了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构建、特征与演化逻辑。2017年"四边安全对话"重启,四边安全合作进入新阶段,四国通过更新和拓展合作议程,正试图构建诸多新的安全合作子网络,探求不同层次的合作框架,逐步形成一个有限开放的多元立体式合作网络。四边安全合作网络密度在不断提升,网络结构中美国"中心性"最高,主导性明显,网络呈现"中心—边缘"结构,但网络依然属于松散型网络,具有不稳定性和低整合性特征。除受各类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之外,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演化有其内生机制,包括互惠性效应以及结构依赖效应等。尽管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功能并非单一,但其中"去中国化"功能导向值得高度关注。

美日印澳供应链安全合作的进展、前景及影响探析

跨国供应链的复杂性,决定了供应链安全问题难以避免,但美日印澳的供应链安全合作则超出了正常范畴,以“去中国化”为导向,带有鲜明的“安全化”色彩。在美日印澳四方会谈基础上,四国正不断推波助澜,积极在多领域推进供应链安全合作。从未来看,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具备一定的基础,但也面临着短期脱钩中国难、四国间协调难度大、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印度承接能力弱以及企业调整成本高等多重挑战。四国操弄供应链“安全化”的举措,将会给国际和地区国家产生复杂而深远的不利影响,作为四国供应链安全议程最直接的针对目标,中国应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通过不断扩大对外合作与苦练内功,有效化解四国供应链安全合作可能带来的困难与风险。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下的印日互动:发展及其影响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在促进印日关系发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美日印澳四边的塑造过程中,印日均将实现美日印澳的机制化合作当作了重要目标。日本最为执着,从最初就试图将美日印澳打造为海洋联盟,到所谓的“菱形同盟”,再至自由、开放、繁荣的印太,日本对美日印澳机制寄予厚望。相较而言,印度显得比较委婉,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正面推进中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却推动马拉巴尔联合军演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实现耦合,这体现了其追逐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化合作的良苦用心。共同的战略诉求、共同的安全焦虑、共同的发展内需促成了印日在美日印澳机制合作框架下的“殊途同归”,也促使印日互动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共同构建中迈向了所谓的“新高度”。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下的印日互动会对中国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应予高度警惕。

安倍内阁打造“日美澳印”四国联盟意图分析

根据对安倍内阁着力打造的"日美澳印"四国合作情况的分析,本文认为"日美澳印"四国合作具有联盟属性。"日美澳印"四国联盟经过安倍内阁前后近六年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并为深化合作奠定基础,"日美澳印"四国联盟在国际社会逐渐发挥重要影响。安倍内阁如此倾力打造"日美澳印"四国联盟的根本意图是更好地维护日本国家利益,既有制衡中国在东亚崛起的意图,也有平衡美国对日本内政外交影响及确保日本能源资源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准确分析安倍内阁打造"日美澳印"四国联盟的意图是全面认识该联盟的必要条件,更为中国制定相关外交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美日印三边对话:缘起、发展与前景

美日印三边对话不仅是近年来美印关系、印日关系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三国学术界积极推动的结果。其基础在于三国外交战略上的利益契合点以及对中国崛起的共同疑虑。但其未来走向将受到三国战略目标的分歧、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中国的态度等诸多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