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 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全球化和美式"股东资本主义"的兴起,"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被誉为最佳公司治理模式或"国际惯例"。它不但影响了德、日等发达国家,也影响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公司治理改革。本文认为,"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由内生性和外生性两大动机驱动,经过两个阶段和通过三种机制完成。第一阶段是在跨国层面,"模仿性同构"机制和"规范性同构"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在国内企业层面,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手段要求企业采用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强制性同构"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不同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新视角加深对中国金融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理解,对于反思西方新自由主义企业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数字化转型与公司治理

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是维护投资者利益以及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方面。基于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非控股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投票数据,研究发现:(1)非控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率越高,对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效应越显著。公司数字化转型强化了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的公司治理效应。(2)非国有企业和法治环境水平高的公司会强化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的公司治理效应。(3)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通过发挥治理效应抑制控股股东“掏空”和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进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具体表现为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公司关联交易的显著下降和高管薪酬粘性的降低。研究结果拓展了非控股股东的公司治理效应相关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优化股权结构、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供了有益参考。

党组织参与治理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党组织参与治理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具有抑制作用,制度环境压力正向调节党组织治理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之间的关系,媒体关注负向调节党组织治理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之间的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参与治理通过削弱大股东掏空公司行为进而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异质性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和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更为显著。

连锁股东与债券信用利差:协同治理还是合谋舞弊?

连锁股东同时持有同行业中多家公司股权,在资本市场中可能产生正反两种效应,即协同治理效应和合谋舞弊效应,都会影响公司债券信用利差。本文从理论上分析连锁股东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有连锁股东持股的公司发行的债券在二级市场上信用利差显著更低;连锁股东数量较多,债券信用利差进一步降低。第二,连锁股东通过提高持股企业的创新效率、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等渠道,降低债券投资者要求的信用利差。第三,机构连锁股东和非国有连锁股东降低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更强,连锁股东更能降低非国有企业所发行债券的信用利差。上述结论的启示:要积极引导并规范连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扩大连锁股东持股模式在资本市场运用的深度和广度,以此促进债券市场健全定价机制、防控违约风险。

非控股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求变还是保守?——基于战略调整的视角

非控股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越发凸显,但鲜有研究探索非控股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后是否会触发企业战略调整。以2007—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非控股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战略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战略调整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出积极求变的态度;其中非国有大股东、本土大股东对企业战略调整的提升起着更明显的作用,表现出参与治理的主体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非控股大股东参与治理后对于企业战略调整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发挥监督效应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没有设立战略委员会、企业所在地法治水平高的企业中,非控股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战略调整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企业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制定企业战略决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董事会的凸升:新公司法对双治理中心的强化

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组织体系逐渐展现出其基本格局:股东会作为治理的基础组织,承担消极治理中心,而董事会或党委会以动态方式,通过灵活治理,成为公司治理的动态中心新公司法对公司治理的修改是围绕董事会展开的。一个整体的判断是:新公司法多方面增强董事会治理权能,建构起股东会和董事会并行的治理格局,立法者期冀董事会能承担更多的治理责任。本文在新公司法建构的公司治理架构范围内,以董事会权责变动为基点,通过对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治理地位和职权的比较分析,察思我国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建之路,其中前者表现为双治理中心,即所有者静态控制(股东会中心主义)和经营者动态控制(董事会中心主义)并行,而后者表现为强化董事会的地位,灵活化董事会的权力,加强董事的责任等。

公司治理水平与数字化转型: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股东、董事和高管视角,构建了包含股东网络、股权集中度、董事会多样性和传统技术导向型高层管理团队在内的公司治理水平指标,以中国3040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公司治理水平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是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另外,公司治理水平不同维度指标的影响机制表明,股东网络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股权集中度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承担,董事会多样性增加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推动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传统技术导向型高层管理团队降低了企业的战略执行,阻碍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公司治理:对股东价值导向的反思与替代

股东价值导向的公司治理不是最优的治理模式。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公司治理符合企业发展要求。在新的导向下,“平坦”的管理者补偿计划,正确导向的经理人市场,非控制权利益相关者契约性保护条件下的股东专一控制权是利益相关者导向公司治理新的基本模式。

浅谈风险导向型审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风险导向型审计越来越受到提倡,而这也给公司经营产生了影响。面对新形势下的审计形势,如何做好公司治理越来越受到包括公司管理层、学者等各界人士的关注。本文通过研究风险导向型审计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分析风险导向型审计对于公司治理产生的影包括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两方面的影响,对于如何在风险导向型审计的趋势下做好公司治理提出了若干建议。

大股东中心主义治理模式下中小股东控制权争夺——基于ST曙光控制权争夺的案例

文章以ST曙光的中小股东控制权争夺案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股权相对分散的“大股东中心主义”治理模式下中小股东争夺控制权的原因、路径和障碍,并根据ST曙光的中小股东夺权案提出了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具体措施,提供了一个中小股东控制权争夺的完整分析框架,丰富了中小股东治理的相关文献,也对有关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公司财务报告信息披露对股东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

文章深入探讨了公司财务报告信息披露对股东价值创造的影响。首先,从理论框架出发,强调信息披露在现代企业治理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塑造和提升股东价值方面。透明和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被认为是关键因素,能够使投资者更准确地评估公司价值和风险。通过具体案例,如苹果公司和谷歌,展示了信息披露的实际效果。其次,还分析了不同市场和地区(如美国、中国、欧洲和新兴市场)的信息披露差异及其对股东价值的影响。最后,提出了提升信息披露质量的策略,包括技术创新的应用、公司治理的改进、文化和法律因素的考量,以及面向全球市场的统一标准。这些策略不仅能提高市场透明度,还能加强投资者关系,从而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

国家出资公司优化企业治理结构的法律通路—基于新《公司法》视角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于2023年12月29日进行了修订,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此次新《公司法》的大修以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顺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目标,在股东出资责任和法律后果、公司治理模式、登记与信息公示制度、股东义务与权益等多个领域都作出了创新。其中,为回应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特有实践”与“本土问题”,新《公司法》针对国资企业设立了“国家出资公司的特别规定”专章,通过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重塑公司规范体系等方式,为国企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律通路与法律保障。

新公司法下股东权利保护机制的深化研究

新公司法的颁布与实施,进一步深化了股东权利保护领域的相关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持续优化,股东权利保护问题愈发凸显其重要性。新法明确了股东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并强化了资产收益权、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权利等核心内容,加强了股东知情权与监督机制。这些举措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提升公司竞争力,并推动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文章旨在深入分析新法中关于股东权利保护的原则、内容和实施措施,从而全面把握股东权利保护的现状,了解权利保护的内核,为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持。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治理作用及有效方法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综合实力的不断壮大,当前我国经济在国际中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下,我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中发展的竞争力也在不断加强。跨国公司在经营管理时,面对复杂差异化的经营环境,要进一步强调对海外子公司内部控制,高效治理的重要性。因此,笔者通过对国内公司内部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并对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发展背景进行研究,提出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高效治理措施,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力度。跨国公司在对海外子公司进行治理时,不仅要求企业需要借助董事会与内部股东之间的关系对公司进行运营管理,在海外子公司发展过程中也要加强与所在国的利益关系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在运营管理工作中面临着更高的难度。

新《公司法》视角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责任法律分析与思考

2023年12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修订通过了《公司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本次《公司法》修改,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为便利公司投融资、优化治理机制提供更为丰富的制度选择,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强化各方主体责任,切实维护公司、股东、职工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亮点纷呈,有许多制度创新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举措^(1)。”本文主要分析新《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利义务的变化,以期为公司主体法律风险防范提供助力。

公司治理结构下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公司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主体。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后以平稳的速度迅速发展,公司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公司的健康发展,既与广大投资者利益相关,又与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相影响。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较大缺陷,中小股东权益受到侵害是其带来的最主要问题。我国公司法几经修改,中小股东保护力度虽有所加强,但不足之处还很多。在实践中,大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滥用支配地位致使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以致中小股东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屡有发生,而法律规制不足,又给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寻求救济带来了障碍,对于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仍然是我国《公司法》完善的最核心问题。基于此,文章从完善投票表决机制和累积投票制、健全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加大中介机构监管力度等方面提出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思路。以期望能对公司治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大股东资金占用、投资不足与公司治理机制的思考

大股东采取关联交易、并购投资、投资不足、虚构交易以及违规担保等各种手段非法侵占公司财产,切实损害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近年来的公开报道中,出现了不少类似案例,反映了当前我国许多公司的治理水平普遍偏低。因此,本文将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了大股东资金占用、投资不足等方面的公司治理问题,力求为完善公司治理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提出建议,有利于从源头解决大股东掏空公司的问题。

控股股东的公司治理地位与法律规制机制研究

大股东持有公司较大比例的股份。《公司法》规定股东占有公司资本>50%时为控股东,控股股东对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因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权利,有参与资产兽疫和重大决策的权利,有选择管理者和影响股东大会决议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利,但实际公司治理中一般不参与公司的运作管理。这主要是为了保证公司治理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适度分离,来保证公司的价值稳定和维护小股东的权益。实际公司治理中,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权利与义务之间存在较多的矛盾,公司治理脱离了现行的公司治理制度。我国公司治理体制中存在着控股股东作为治理主体法律规制缺失的问题,导致公司治理中存在严重的控制权滥用问题,控股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问题,公司价值波动,同时对国内资本市场的稳定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以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的矛盾为基础,探讨现行公司治理法律规制中的问题,分析了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针对相关问题的分析,提出革新公司治理法律规制的路径。旨在为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与革新提供一些参考。

公司治理与股东权益保护的实证分析

公司治理作为保护股东权益的重要机制,受到了广泛关注.在现代商业环境中,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确保公司高效稳定地运营,同时保障股东的权益不受损害.本文旨在通过实证分析,探讨公司治理对股东权益保护的影响.首先,通过收集大量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功能等因素与股东权益之间的关系.其次,通过比较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下股东权益的保护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更有效地保护股东权益,以及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

内审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与效果评估:基于股东利益的视角

内审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对于保护股东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独立的监督机制,内审不仅能保持公司运作符合法规与内部规定,也能有效防范内部违规与不当行为。从股东利益的视角出发,内审能帮助公司识别潜在风险、优化经营流程,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增强公司的竞争力与稳定性,进而促进股东利益的长期价值。本文将探讨内审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从股东利益的角度评估其对公司的整体效果,以揭示内审在维护股东权益方面的价值与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