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钩论”背景下的中美金融断裂--以《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为切入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经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12月18日签署而正式生效。该法案直指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将两国证券监管合作的矛盾和分歧上升到金融脱钩,使得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面临下市和被迫退出美国资本市场的风险。《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是近年来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向金融领域的延伸,也是美方提出的“脱钩论”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之外的纵向发展。中美贸易冲突不仅没有随着《中美经贸协定》(第一阶段)的签署而得到缓和,反而在新冠疫情之后继续加剧,并且向金融、科技和教育等领域蔓延,中美两国“脱钩论”甚嚣尘上。美国加紧在金融领域通过法律战的方式推进中美“脱钩”,对中资企业在美上市融资构成现实威胁。中国应该通过法律的方式,在技术层面应对中美监管合作,化解和弱化双方的监管合作矛盾。

拜登政府对华数字“脱钩”政策的新进展、影响及中国应对

数字竞争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之一。基于拜登政府对华数字“脱钩”采取的“小院高墙式”精准“脱钩”、强化对华数字竞争力、巩固对华人才优势、构建排华多边数字联盟等政策新进展,分析拜登政府延续对华数字“脱钩”政策的逻辑架构、制约因素以及对中国的影响,并提出中国重塑与美国数字竞合关系、增强综合性数字抵御和自强能力、引进国际数字人才、广泛开展数字合作等对策建议。

基于“脱钩”模式的低碳城市评价

由于历史及现状等诸多因素,以二氧化碳减排绝对量为基础的低碳城市评价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本研究从经济发展、物质消耗与污染物排放相互关系的视角,以"脱钩"模式为目标层,经济发展、碳排放、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发展为准则层,CO2排放等8个具体指标为指标层建立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单位GDP污染物排放降低的态势,进而表征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资源、环境变化的历史趋势并反映城市低碳建设现状。针对沈阳市的案例研究表明,沈阳市2001年至2008年总体的生态效率与资源利用效率呈现逐渐提高的态势,沈阳市现阶段的低碳城市建设水平处于"相对脱钩"阶段,与目前中国经济宏观发展态势相符合。本研究表明,"脱钩"评价模式可以避免基于污染物总量的评价模式中忽略经济发展因素而产生的片面性,可以表征中国当前经济高速发展前提下的城市低碳建设水平,为目前的"低碳城市"评价方法提供有益尝试。

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响应关系研究——基于相对“脱钩”与“复钩”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脱钩”与“复钩”的基本思想,提出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相对“脱钩”与“复钩”的概念模型,并对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响应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对我国能源弱“脱钩”现象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主要矛盾进行识别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未来20年我国能源消费领域面临的问题、潜在的危机及发展战略进行预测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环境的“脱钩”“复钩”轨迹研究

"脱钩"理论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质消耗总量在经济发展之初随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一同增长,但是会在以后某个特定的阶段出现反向变化,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物质消耗下降的变动现象。文章根据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分析经济发展与我国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的变动关系,观察其是否存在"脱钩"与"复钩"现象,针对我国"复钩"态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脱钩”理论在烟台开发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应用

循环经济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基于"脱钩"理论和3R原则,探讨了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理论因子;从生态效率的角度,结合"脱钩"理论,分析了烟台生态工业园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

利用“脱钩”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与能耗关系的测度

利用相对＂脱钩＂、＂复钩＂的理论与测度方法,对我国1980-2008年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从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具体测度了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总量之间、经济增长与不同种类能源消耗量之间、各产业产值增长与各产业能源消耗之间的＂脱钩＂与＂复钩＂的变动轨迹,并对其结果进行了分析。

交通业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的响应关系——基于“脱钩”与“复钩”理论和LMDI分解的实证分析

利用"脱钩"、"复钩"的理论与测度方法,分析1995-2012年我国交通业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之间"脱钩"、"复钩"的变化轨迹,采用对数平均的Divisa指数(LMDI)分解法对交通业经济增长中的碳排放复钩效应进行驱动因子分解,探究我国交通业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响应关系及其深层次原因。研究结果表明,交通业碳排放与行业经济增长整体上的脱钩效应不强,"弱脱钩"和"扩张性复钩"是二者响应关系的主要特征;在驱动交通业碳排放复钩的因子中,交通业发展规模的效应最大,其作用远大于技术提高带来的交通业节能及减排效应。

区域生态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脱钩”关系研究——以胶东半岛为例

选取胶东半岛典型城市青岛、烟台和威海为研究对象,搜集了研究对象在2005～2010年6年间的能源消耗、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情况.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用"脱钩"指数来衡量生态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得出结论:青岛、烟台和威海的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之间处于一种相对脱钩状态,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同步增加.因此,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压力还是很大的;尤其在2007年以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增长大有超过经济发展的势头,两者之间出现了复钩的迹象.

中美经济“脱钩”的政策解析以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看,国家之间的经济“脱钩”可分为经济同质型、突发中断型、发展抗争型和政治打压型四种形态。美国对华“脱钩”广泛体现于经贸、科技、国际政治、网络、社会等各个领域,具有明显的政治打压型特征,是经济“脱钩”政治化的典型表现。美国对华“脱钩”策略对中国经济和产业链地位、中美经济关系乃至全球治理体系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对海峡两岸经贸关系造成负面冲击,但两岸在产业链以及区域经济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紧密联系,则对两岸经贸“脱钩”起到了抑制作用。

中美应反对脱钩 加强合作 共同推进经贸磋商

当前,虽然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骤增,美国甚至有人主张与中国“脱钩”,但经济全球化仍是不可阻挡的发展大势。“脱钩”实质上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极端表现,若任其发展,不论是对中美两国还是对全球,都将是一场灾难。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脱钩”损人不利己。从贸易层面看,“脱钩”将人为造成全球价值链断裂。从科技进步层面看,“脱钩”不符合数字经济时代的趋势特征。从经济治理层面看,“脱钩”有损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绐。反对“脱钩”、加强合作,不仅是符合中美利益的唯一选择,也是整个世界的共同期盼。

经济增长与城市环境压力“脱钩”分析——以兰州市为例

文章以兰州市2002—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从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的视角,利用"脱钩模式"评价体系,对兰州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兰州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压力不同程度的与这种增长出现了脱钩。烟尘的绝对排放量在减少,体现了节能减排的效果,废气的排放量从2006年开始,从强脱钩转变为弱脱钩,但污染气体(主要SO2)总排放量在增加,因此,要实现S02排放的强脱钩,还需加大相关节能减排的技术投入。

美中科技“脱钩”视角下中国供应链重塑路径研究

为了遏制中国技术领域的发展势头,实行国际科技霸权主义,美国意图对中国实施科技"脱钩"策略,造成中国科技供应链断链、技术供应链分层。新冠疫情下美国加速对华"脱钩",中国供应链面临双重压力,亟须抓住契机重塑中国技术供应链。通过培育国内市场,构建技术供应链双循环;协同创新,突破核心技术;培育领军企业,打造产业集群等路径,对中国技术供应链进行重塑,从而增强供应链稳定性。

转型与茫然——“脱钩”后官办行业协会何去何从?

文章从行业协会"脱钩"具有的意义分析入手,通过对官办行业协会在"脱钩"后面临的困境——专职专业人才缺乏、职能的缺失、自治与民间化的茫然,并对此进行深入剖析,进而对"脱钩"后官办行业协会的发展提出了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职能、拓宽经费来源、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政府政策扶持相结合的对策与建议,以促进官办行业协会的成功转型。

在技术制胜与中产稳定之间:美对华经济“脱钩”前景

美国对华经济“脱钩”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目前学界对美对华经济“脱钩”原因的研判过于侧重中国的技术进步及高科技安全外部性对美国的影响,而对中美经济关系本身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复杂冲击重视不够。中美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不仅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也波及其安全利益,因而打压中国、对华“脱钩”的政策逻辑是美国不能容忍“挑战者”。但是这种兼顾整体利益和基础性权力的分析框架,无法解决美国不同群体在面对中国经济崛起和中美经济关系时,如何协调不同的立场,从而构建一种利益均衡以及兼顾当前和长远的对华政策的问题。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角度看,发展高科技更有利于精英群体的利益,但却会影响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为了展开对华竞争,美国致力于维持技术先进性,但这种努力势必会加大振兴美国中产阶级的难度。

基于“脱钩”理论的城市低碳交通模式研究

本文借助"脱钩"理论进一步完善城市低碳交通的概念,分析内涵特征,初步建立起城市低碳交通的理论框架,从而实现城市交通发展和交通碳排放逐步"脱钩",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

中美关系中的“脱钩”:概念、影响与前景

自2018年发生经贸摩擦以来,中美两国之间呈现出的减少联系、降低相互依赖度的所谓“脱钩”态势引发了全世界关注。目前看,中美两国“脱钩”虽然具有辐射性、演变性以及一定不可控性,但仍处于“部分脱钩”阶段,且政府层面的政策选择发挥了关键推动作用。中美“脱钩”态势在贸易、投资、科技以及社会民意等层面给中美关系乃至全球产业链带来了重大影响。在结构性原因和政策性原因的交互影响下,中美“部分脱钩”状态将长期存在,但难以实现“全面脱钩”,中美“脱钩”的进程最终要取决于两国的政策选择与相互塑造。面对美方对中国意图的偏执误读与对中美合作收益的负面认知,中方应考虑采取深化合作、设定积极议程等方式进行回应与塑造。

美国对华“脱钩”:进程、影响与趋势

美国国内政治及中美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引发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调整。从2018年开始,“脱钩”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选项。在随后的特朗普政府任期内,美国迅速推进对华“脱钩”政策。中美从双边贸易到产业分工、从科技交流到资本市场合作,从教育文化到政治与军事互动,无一不被美国对华“脱钩”蒙上阴影。“脱钩”政策严重冲击了原本联系紧密的中美关系,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影响下,给中美两国都带来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拜登政府执政后,继续沿用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思路: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保留了大部分的对华“脱钩”举措,但也开始对一些难以为继或明显有损美国利益的政策进行了调整。

美中科技“脱钩”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

面对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崛起,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积极推动对华科技"脱钩",意在维护美国全球科技领先地位。不过,在对华关系上更为理性的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其有可能以"选择性脱钩""渐进式脱钩"及"围堵式脱钩"取代特朗普的全面"脱钩"。依据这一判断,分析了美中科技"脱钩"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指出该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东部地区ICT产业的对外发展上,尤其是民营企业对发达经济体的ICT出口贸易可能面临更大挑战。虽然如此,但由于对东亚主要经济体的出口受冲击较小,且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持续流入,预判美中科技"脱钩"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的影响有限。然而,高技术服务业吸收外资大幅下降,预示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步伐放缓,产品升级动力可能因两国科技博弈而减弱。

“脱钩”还是融合?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逻辑与演进趋向

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以台商投资为先导力量,以两岸贸易为派生活动,由大陆特定时空的要素禀赋和制度环境所支持,受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及其权力结构制约,以两岸经济体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协同参与和深度嵌入为主要内容。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进而中美经济“脱钩”政策冲击下,两岸经济关系存在从“融合”移向“脱钩”的一定风险。未来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演进趋向,将取决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打压态势、台湾岛内的再工业化潜能、其他竞争性区域的产业接纳能力、中国大陆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成效以及主导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能力等多方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