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自叙传”说与20世纪红学

传统史学意义上的“自传”观念是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等考证派学者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基本信念。这种实录观念忽略了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不恰当地把小说情节反过来当成历史考证的证据。而周绍良等的“二书合成”说将导致红学的转向，使红学突破机械的现实主义价值模式，从而关注于作家对意象的营造、主体性的呈现。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的叙述学解读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借鉴了日本私小说"三位一体"的叙述方式,但同时,由于社会环境以及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审美标准的影响,郁达夫在叙述人称与视角的使用以及文本中叙述时间的安排上,体现出不同于日本私小说作家的艺术追求,达到了一种特殊的美学效果。

精神分析学与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的“自叙传”特质

“自叙传”作为文学的一种书写方式和特质 ,并不始于 2 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 ,也不仅仅只有性爱文学使用 ,但是 ,从“自叙传”的主体精神实质上讲 ,从作为一种文学的特征来讲 ,在受精神分析学影响下的 2 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才具有了更深刻的内涵。文学虚构的真正含义应是基于体验的创造 ,是基于自我审视的大胆想象。因而 ,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的自叙传特征就是确定性爱文学以真实性为首要品质。不仅“自叙”创作主体意识层的生平与经历感受 ,更应“自叙”非意识层即潜意识层的生平与经历刻痕。整个中国现代性爱文学创作的“自叙传”特质 ,首要的是追求真实性 ,追求人的本真心态的表达。自叙传就成了性爱文学的最畅情的表达方式。其特征有三 :大胆的自我认同、意识不设防、以宣泄为其美感。可见精神分析这一特殊的人学理论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而性爱文学收获最多 ,将性爱文学真正导向了文学的层次。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真实观之比较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接受了日本私小说的真实观,不仅强调取材的真实,更注重作家心境的真实表现。但同时,由于中日两国的文学传统、社会背景与作家艺术观的不同,郁达夫"自叙传"小说对艺术虚构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可以说,郁达夫"自叙传"小说对艺术真实的执著追求,从一个侧面实现了对日本私小说的艺术跨越。

论郁达夫“自叙传”文学创作思想对其小说的影响

郁达夫是一位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的作家,其"自叙传"文学创作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奠定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成为了中国后来现代小说的重要源头。"自叙传"创作理论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作品应有作家的自我体验;二是艺术的美源于情感的真;三是文学作品的结构须由情感统帅。"自叙传"理论是郁达夫文学创作的依据,也是我们正确、深刻理解其小说独特的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的依据。

精神困境的释放与消融——郁达夫“自叙传”抒情小说探微

时代、文化、个性赋予了郁达夫频频出现在小说、散文、日记、书信之中的"苦闷"、"忧郁"、"空虚"、乃至"死",这些描述情绪的词语来源于精神层面的种种困境。郁达夫诉诸于文字的"自叙传"抒情小说一定程度上释放了这种精神困境对自身的压迫,而社会的变迁、时代的推进逐渐使这种构成内在紧张的精神困境隐去、消融。

郁达夫和安妮宝贝“自叙传”小说比较

主要从个人体验、抒情主人公形象两个方面比较郁达夫和安妮宝贝'自叙传'小说,发现了小说形式自五四时期到当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表现自我'的目的从五四时代为社会启蒙到现在的纯粹作为个人话语言说方式。阐释了变化的原因和变化后的危机。

静流下的暗涌——“自叙传”小说演变轨迹探析

作为现代抒情小说开端的“自叙传”小说,该流派的生成和演变轨迹还有待系统回溯。以现代词义分析和词源分析为切口来看,日本“私小说”对中国“自叙传”小说生成的源流性和主流性的影响显而易见。而后,该流派作家们在中国传统文学、浪漫主义思潮以及欧洲文学的多方暗涌源流影响下,才形成了“自叙传”小说这一中国现代文坛上极具特殊魅力的小说流派。尽管后来随着时代思潮和社会的变动,该小说流派只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但它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坛,使得中国现代抒情小说在思想和审美上均有了新的向度,也潜在影响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后续发展。

女性的愤懑和挣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解读

丁玲的中篇日记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于1927年,发表于1928年2月《小说月报》)和短篇《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0年,未在延安发表,胡风在重庆编入丁玲创作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以及中篇小说《在医院中》(写作日期不详,最初发表于延安出版的《谷雨》,后刊载于重庆出版的《文艺阵地》,1942年8月25日),还有杂文《三八节有感》(写于1942年3月8日三八节清晨,发表于3月9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都是举世周知的作品.之所以举世周知,是因为在50年代的反右派政治运动中,“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受到彻底清算,《人民日报》、《文艺报》发表了批判丁玲作品的文章,《文艺报》又出了个“再批判”特辑,把“十五六年前放出来的一批毒草重新发表出来”,当时国家最高领袖还为此写了“重要按语”.当我们今天重新阅读这些作品,不难看出丁玲在其中触及了很重要的问题,然而,重要的是,丁玲所写的并不是什么反党的“八股文”,而是女性的体验和思考,是女性的情欲、理性、拒绝与超越,是深沉的自叙传、血泪书和忏悔录,是女性苦苦挣扎的艺术记录.这些作品敢于直面女性自身的冲突和挑战危难的处境,写出了女性意识最初然而也是最根本的觉醒,可谓女性文学早开的奇葩.

论沈从文早期小说的审美个性

沈从文的早期小说一直以来因艺术上的相对稚拙而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如果耐下心来细加剔除与爬梳,还是可以触摸到其浓郁的"自叙传"色彩、独特的叙事模式和鲜活的叙事语言等鲜明的审美个性。也许,这正是作品在当年得以屡屡刊出,并使沈从文很快成为"多产作家"的重要原因。

论郁达夫小说创作特色

郁达夫的小说以“自叙传”的形式真实地反映了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实 ,而又找不到出路的苦闷的“时代病”色彩。并塑造了徘徊于历史岔路口的“零余者”形象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他在艺术上敢于创新 ,探索并扩大浪漫主义小说艺术表现的疆域 。

前期创造社作家艺术追求辩析

前期创造社作家艺术追求辩析魏建一、“自我表现”的深层涵义“自我表现”，是一个自身内涵和使用范围都非常宽泛的文艺范畴。从最宽处讲，它是对各种文艺创作活动本质的一种解说。再从次宽处来说，它又是相对于客观再现而言的别一种文艺形态。具体到前期创造社来说，除其...

没落贵族的末世情怀——“银箫生、梵玲故事”与《紫罗兰》伦理叙事

“银箫生与梵玲的系列情感故事”,是《紫罗兰》自创刊以来刊登的系列连载小说 ,整部作品以“自叙传”的手法展开 ,充满了抒情伤感的末世情调。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 ,以创造社为代表的“自叙传”创作 ,在读者中颇有市场。但是“银箫生、梵玲故事”的抒情自叙传 ,与新文学“自叙传”貌合神离 ,本质上完全不同。如果说 ,新文学“自叙传”以种种反社会的行为体现出对现代性追求的话 ,那么 ,“银箫生、梵玲故事”的抒情自叙传 ,却是通过叨絮的伦理诉求 ,建立起顽固的封建樊篱 ,以企达到反现代性的目的。

郁达夫前期小说个性化特征及其成因

郁达夫前期小说是以浪漫的、"自叙传"式的主观抒情形式为主要文体特征,这种叙述方式,让作家的思想感情同作品中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融成了一体。作者以忧郁哀婉的笔调、典型的抒情方式以及鲜明的现代色彩,使自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与世界对话的艺术形式。郁达夫前期小说的个性化特征,是特定时代客观环境及作家在创作中主动探索的产物。

郁达夫小说的意境创造

郁达夫用一支饱蘸情感浓汁的笔,去描绘经过自己心灵熔铸的脱胎于客观世界的艺术世界,描绘那个世界中人物的心理、情感、潜意识等,创造了他所独有的小说意境。本文就此略作探讨。 一 郁达夫的小说往往在意和境的和谐统一中,体现出现实主义的深度和理想主义的高度,意境的创造是以生活为依据的,必须生活中实有其景与情相触,即景真情真,否则意境便不可能产生,更谈不上释出意境之美。郁达夫常常以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为小说的素材,忠实地勾勒生活的真实和个性的解放。所以,他笔下的文学画面,几乎都是他个人经历的印痕。这与他在理论上提倡“自叙传”是一致的。

郁达夫与庐隐

郁达夫与庐隐阎振宇郁达夫是创造社的台柱，庐隐是文学研究会的名手。因而，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向来是把郁达夫视为浪漫派作家、把庐隐视为写实派作家的。然而，只要我们就作家的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硬性地以文学社团来切割作家，则不难发现：无论就其艺术主张、...

俞平伯与鲁迅

俞平伯与鲁迅孙玉蓉１９１５年至１９１９年，俞平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周作人正在北京大学任教授，自然，俞平伯成了周作人的受业弟子。他们不仅相稔，而且有了日后数十年的交往。然而，俞平伯和鲁迅先生却没有直接接触过。因为，１９２０年鲁迅到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

简论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

郁达夫早期小说开中国现代主观小说先河,他作品的“自叙传”形式,感伤、颓废的情绪,独特的艺术风格,都有别于当时其他作家的作品,他早期的小说真实地艺术地留下了异常复杂的时代侧影,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