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他者”视角下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以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为例

目的:我国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形象,因此要注意传播的影响因素,即如何跨文化传播中国故事。文章对花木兰形象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花木兰形象塑造产生差异性的原因,探究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新路径。方法:基于“自我”与“他者”视角,采取文献研究法,从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故事来源、故事解读、“自我”与“他者”视角下花木兰人物形象对比分析、启示这四个方面进行论证。结果:由于时代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对女性的态度不同,花木兰形象呈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结论:跨文化传播中国故事,要把握好讲述故事的主体问题;讲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取决于树立怎样的中国形象。从构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出发,从中国文化中仔细挑选,既要在表达原著思想的前提下,选择符合普适价值观的部分,也要去除糟粕,去除有违人伦道德的部分。选好想要传播的中国故事后,先要中国人讲述中国故事,即用“自我”视角讲中国故事;再是外国人转述中国故事,即用“他者”视角讲述新时期的中国故事。

想象中国:“自我”与“他者”的互动融合——以新移民女作家严歌苓、张翎、虹影为例

想象中国是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也是考察海外新移民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维度。新移民文学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家严歌苓、张翎、虹影在'自我'与'他者'互动融合中想象中国。其'异域书写'中呈现的'他者'的存在与'落地生根'的精神诉求、'自我'的寻找与文化身份的认同重构、'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与异质文化的对话融合,既显示出与大陆作家、早期海外华人作家不同的诗学内涵,也体现了在全球化、多元文化的时代语境下的有益探索和转型深化,更表明了如何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的文化自信和终极诉求。

对《喜福会》中“自我”与“他者”的东方主义解读

《喜福会》中,母亲形象是一种＂他者＂的代表,＂母亲＂折射出的中国人形象在政治上、文化上和种族上依然被表现为神秘莫测、与众不同、难以同化的＂他者＂。而土生土长的女儿们是在对母亲＂他者＂的冲突和否定中来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自我＂与＂他者＂的实现是随着母女情感走向,对＂他者＂否定——注视——言说＂自我＂这条途径展开的。《喜福会》里母女矛盾分别代表着东西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范式,母女情感关系的对立、互渗和交融表现了东西文化之间相互抵触、排斥和最后的消解。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自我”与“他者”语境

西方的话语霸权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弱势给中国造成了"话语困扰"。价值观是话语权的源泉,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党的十八大提出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倡导从身份与认同来认知社会,为分析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提供了视角和可行路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应该依托于中国国家权力,并通过国家间主体互动区分"自我"与"他者"身份,批判作为"他者"身份的西方价值观,以此解构西方话语权,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我"主体意识。

儒家道德的“自我”与“他者”

儒家道德由“自我”与“他者”两个维度构成,从“为仁由己”的自我维度出发,到“推己及人”的他者维度完成。“自我”是儒家道德建立的根基,通过肯定先天本有的德性,来确立现实道德建立的可能。“他者”是儒家道德的指向,道德最终是为构建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服务。儒家道德中的“自我”与“他者”既完成了一种统一,又始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这种统一说明了儒家道德的自洽性,奠定了儒家道德为民众广泛接受的基础,而其中存在着的张力则成为儒家道德发展的动力,促使儒家道德不断与时代相结合,完成自身“日日新”的发展。

《中国奇谭》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

从威廉·雷蒙斯的“情感结构”理论出发,以文本分析为基点,《中国奇谭》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经济哲学的层面上,与现实展开对话。无论是《小妖怪的夏天》中的小人物叙事,《鹅鹅鹅》中对古典美学精神的召唤,《林林》中“自我”与“他者”的相遇反思,《乡村巴士》中的祛魅与精神的重新安顿,还是《小满》中对梦境的探究与精神病症的克服,《中国奇谭》实质完成了一次对中国现代性的质询,而正是这种契合了一代人的整体情感结构的质询,使其完成了一次国族叙事的精神性超越。

反垄断法下平台企业“自我优待”行为的违法性认定

在反垄断法下判断平台企业“自我优待”行为的违法性,需遵循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一般方法,即界定相关市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分析行为效果。界定相关市场需以涉案行为为导向,以一般理性需求者对替代性的认识为标准,结合平台特征进行个案分析。认定市场支配地位需合理选取市场份额计算指标,重视平台企业掌握和处理数据的能力,并厘清控制必需设施和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关系。分析行为效果需着眼市场竞争秩序而并非个别竞争者的利益得失。可以将竞争者的具体损失视为评价限制竞争效果的一个因素,在此基础上考察受影响的竞争者范围、程度,涉案行为对消费者利益、创新等所能造成的影响。通过对正反两方面效果进行比较衡量,最终判断涉案“自我优待”行为是否构成反垄断法上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基于社交媒体平台上“自我呈现”的批判性思考

当今社会进入一个媒介密集、全球连接的深度媒介化时代,大众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自我呈现”的媒介现象变得日益流行。然而国内外学者对于“自我呈现”研究以社会互动为主,鲜少有人将其与媒介仪式关联起来。文章首先以社交媒体平台上普遍存在的“自我呈现”为切入口,将其纳入媒介化仪式的范畴,旨在以更宽广的视角思考媒介化过程对大众“自我呈现”的建构意义,以及它是如何与政治经济权力关联的;其次,从技术供给、媒介逻辑、媒介化社交三个层面引出“自我呈现”的仪式生成;最后,从批判的视角探讨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在最为稀松平常的“自我呈现”过程中以更隐蔽的方式完成数据监控及隐性剥削。

“自由的自我艺术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哈姆莱特

莎士比亚笔下忧郁的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是世界文学宇宙的中心。历来莎评家都曾对哈姆莱特进行过多元阐释。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大师哈罗德·布鲁姆对哈姆莱特的阐释可谓独树一帜。布鲁姆诗学视阈中的哈姆莱特是最自由的自我艺术家。布鲁姆的哈姆莱特专注于其无限的内在性,探索内在意识以追寻自我;通过自我倾听,自我言说而不断进行自我变化以通向自由之路;超越尼采的虚无主义而达到一种淡然超脱的状态从而最终超越自我。布鲁姆的哈姆莱特多维度地呈现了一个黑格尔所谓的“自由的自我艺术家”。

儒家角色伦理学与“美国文艺复兴”中的“自我”书写——以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为核心的考察

“美国文艺复兴”三杰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意识激发了美国独立民族意识的觉醒,超越主义中对自我内在神性的过分强调使得主体思想陷入了唯我的泥淖,超越主义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反思和反省。当代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汉学家安乐哲提出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角色伦理学作为走出西方极端个人主义窘境的有效疗救手段。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与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学、仁学思想有共通之处,由此可见对儒家思想研究、诠释和传播在未来世界文化秩序构建的具有世界意义。

电影作为人的“自我助产术”——论斯蒂格勒对电影《会面》的解读

在《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一书中,贝尔纳·斯蒂格勒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解读了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的电影《会面》,由此指出,电影如镜子一样,在本体论上具有虚幻性,在现象层面体现了实在性。斯蒂格勒在“技术本体论”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电影作为技术装置,对主体的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电影是人的主体性的“自我助产术”。

《悠悠岁月》的“自我民族志”书写探析

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将照片和影像资料作为回忆的叙事代码,“超个人”地撰写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集体记忆。作家把自己看作一个民族志的样本,站在社会结构层面去探索历史事件给个体带来的影响。这部“社会自传”是安妮·埃尔诺对自己进行民族志研究的成果,也实现了文学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融合。

探寻“自我”之路:电影《唐人街探案3》的主体性消解

电影《唐人街探案3》是一部悬疑犯罪类型片,故事由两个嵌套在一起的案件构成,既讲述了黑帮密室案件,又续写了“唐探”系列所呈现的“Q”对主人公秦风的考验邀请。影片延续了以往喜剧加探案的模式,于“唐探宇宙”而言,《唐人街探案3》更侧重于主角世界观的建立,主人公在探案解密中寻找“自我”。本文旨在通过米歇尔•福柯的理论,来分析《唐人街探案3》中角色的主体性消解。

融媒体时代下对播音主持的“自我”培养与“超我”认知探索

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发展,新的媒体环境为播音主持专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及挑战,播音主持行业必须要顺应媒体融合时代的发展特点,在基础培养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细分培养方向,注重播音员主持人、媒体行业从业者“自我”表达基础上的“超我”认知,从而推动整个行业的转型发展。作为媒体从业者还要跟随市场及行业发展前景的需要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本文着眼通过弗洛伊德的“自我”“超我”理论探讨融媒体时代下播音主持专业的培养、转型的整体思考以及从业者如何提高自身在新时代的高效高质量表达。

论弥尔顿对荷马史诗传统中女性之“他者”定位的改写——以《伊利亚特》和《失乐园》为例

荷马在其被视为“西方最古老的史诗”《伊利亚特》里将女性人物定位为“他者”,由此开启西方史诗对女性的“自我”之探索。在西方史诗史上,随着史诗从“原始史诗”向“文学史诗”发展,史诗里的女性形象慢慢脱离“他者”而向“自我”演进。本文在分析“原始史诗”之代表《伊利亚特》中女性人物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弥尔顿在“文学史诗之冠”《失乐园》中改写了荷马史诗传统中女性之“他者”定位。首先,《失乐园》的史诗英雄虽名为亚当夏娃之整体,但很大程度上乃史诗中唯一的女性夏娃之个体,弥尔顿在塑造史诗英雄的过程中将其主要关注锁定在夏娃身上。其次,诗人始终突显夏娃的“自我”,不仅展示了夏娃因“原初自我”中的“自恋”“自傲”而堕落的经过,而且呈现了夏娃通过“自省”“自知”“自赎”而将“自我”重构为“生态自我”并获得精神再生的过程。女性人物在史诗中的重新定位是弥尔顿对史诗传统的重要贡献之一。

卡夫卡文学世界“儿子们”群像塑造

该文聚焦于卡夫卡文学世界“儿子们”的群像塑造。通过童年经验分析卡夫卡心理长期处于恐惧状态的深层原因,并将其独特的“父子冲突”书写与奥匈帝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均衡转型相联系,提出卡夫卡笔下“自我矮化”的儿子群像正是他所置身其中的时代语境、族群境遇与家庭环境的文学呈现。作为表现主义德语文学运动边缘的作家,卡夫卡塑造的儿子群像具有特殊性,不是“儿子罢黜父亲”,而是“父亲罢黜儿子”。“儿子们”在水平社会流动与垂直社会流动层面取得的成就在父权之下毫无力量。这样的文学呈现也超越了个体体验上升为特定时代的群体体验。

旅游活动中的主客互动研究——自我与他者关系类型及其行为方式

旅游促使游客与东道主两个群体相遇,在相遇中产生"客-我"分野与对视。在这样的分野与对视中,"自我与他者谁才是主体"的争议自然产生。对此争议所持的观念,促成了主客之间不同的行为方式,进而给主客文化带来不同的影响。本文在文献分析与现实观察的基础上,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视角出发,探讨旅游活动中的主客互动,归纳出旅游活动的3种主客互动类型,即"自我主体性"类型、"他者主体性"类型与"伦理他者"类型;并进一步结合旅游情境,分析持有不同类型观念的游客与东道主的行为方式与影响。本文认为,旅游发展应倡导"伦理他者"理念以利于主客互动关系处理,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

基于学生分类发展的本科教学管理制度变革--以“自我-社会认识”为分析视角

基于行政导向和教师导向的传统本科教学管理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了学生的发展需求,但是总体来说,仍然存在着同一性和控制性的缺陷。基于学生的"自我-社会认识"和大学教育的"射程"两个维度,可以把学生分为高度匹配型、独立型、被动顺应型和排斥型等几种类型。按照学生的不同类型来创新教学管理制度,形成多样化和更为自主性的管理范式,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深化教学分类管理改革,促进学生成长成才成功。

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对“自我”的探求──晚期希腊人论初探

古希腊哲学在苏格拉底那里实现了转向，即从自然转向人本身。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智者学派诚然展开了对人本身的哲学探讨，然而真正说来，对人本身亦即人在乱世中的安身立命之本展开全面探讨的，乃是伊壁鸠鲁、斯多亚和怀疑论三派。如果说伊壁鸠鲁派探索了自我的个体性，那么斯多亚派探究了自然的普遍性，怀疑论派则考究了自我的差异性。此三派在人本身问题上的不同指向，不仅构成了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论三者之间的本质差异，而且表明了人作为个体在乱世中如何实现人自身价值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