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虚构叙事中的不在场叙述者、零叙述者与无叙述者

在叙事理论研究中,虚构叙事中的叙述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探讨叙事文本的讲述及其内在交流中,它都起着核心作用。伴随叙述者这一中心概念,产生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附属概念。本文集中探讨不在场叙述者、零叙述者与无叙述者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厘清这三个概念的确切含义,指出其功用,说明其存在的某些含混与矛盾之处,有助于理解叙事文本的构成及叙事的内在机制。不在场叙述者、零叙述者和无叙述者所表现的叙述情境,呈现的或者是一种局部的、部分的叙述者暂时隐蔽的状态;或者其概念本身便具有矛盾性,难于成立;或者是以一种叙述声音代替另一种叙述声音。从整体上说,叙述者作为叙述主体,是叙事文本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叙述者、叙述、文本之间的关系缺一不可。

论叙述者的功能与形态:“框架”与“人格化”

叙述的生成和传达是叙述者独有的底线功能。在叙述生成时,各要素的选择与组合依据的是已有的文化程式、规定和媒介属性。这些程式、规定和媒介构成叙述文本的框架,叙述者也随之形成。此阶段的叙述者为“框架叙述者”。在传达叙述时,传达意向使叙述者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人格化,人格化因此也作为叙述者在叙述文本中显身的方式,此阶段的叙述者为“人格化叙述者”。“框架—人格”叙述者观全面把握了叙述者的功能和形态。受述者作为叙述者传达的对象而存在。依据叙述者人格化程度可以得出叙述者向受述者传达叙述的两种基本方式。

《爵士乐》中的非自然叙述者及其非自然叙述行为

神秘、矛盾、变化多端的《爵士乐》叙述者已经困扰学界多年,以非自然叙事理论为框架,梳理和分析其叙述者既在又不在、全知又限知、可靠又不可靠的非自然特征及现在时、过去时随意转换和多版本叙事的非自然叙述行为,同时结合作品的伴随文本与正文本的关系,可以发现叙述者其实是跨层的隐含作者。通过种种非自然策略,莫里森以实例形式给读者上了一堂生动的小说创作理论课,内容包括叙述者及隐含作者声音之间的滑动及其不同效果,人物刻画中作家经验与人物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不同声音、聚焦和时态策略的不同修辞效果等。

他者视域下陶渊明咏史诗“叙述者”形态刍议

在“他者”视域下,陶渊明咏史诗中的叙述者成为连接叙事与抒情的桥梁,也成为陶渊明在诗歌中完成自传行为的有效工具,同时也促进了诗人对自我观察的完成。而叙述者的存在形态,即显露的第一人称和隐藏的第三人称并行与隐藏的第三人称单行,是观察诗人在诗歌中聚焦视点的窗口,也是感受诗人在诗歌中微妙的情感变化的有效途径。陶渊明咏史诗叙述者的二重性和多样化的存在形态,不仅使自左思起形成的史与情结合的咏史诗形式更加完善,也成为诗人在中国抒情文学上的新开拓。

办一所理想的学校:让教育自然而然·让学生自主生长

“办一所理想的学校”—这曾是一个少年豪情万丈的理想。几十年后再回首,我清晰地认识到,正是读师范时播下的这颗种子不断萌芽、生长、茁壮,由此点亮、激励、支撑了我27年的办学之路。

融多重身份于一身的“我”——解读《一个人的村庄》中的叙述者

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刘亮程以富有诗性和元气的笔触,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充满田园氛围和理想色彩的乡土世界。在清新的泥土气息,万物的勃勃生机,人与自然零距离接触的共同作用下,使得“我”即刘亮程以具体在场的方式在与大自然为友、坚守乡土文化以及诉说个体伤痛经验上,担任着重要的身份。他借由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生存记忆,在作品内外彰显深刻的生命意蕴和生存哲理,激发读者无限的想象和思考。

“和悦”共育让衔接“自然而然”

作为一所有着65年办园历史的省级示范幼儿园,松滋市机关幼儿园扎实开展幼小衔接实践探索,家园校共育工作卓有成效。园所坚持打造“和悦”文化品牌,以“携手共育,悦人悦己”为家园校共育宗旨,明确了“悦成长、悦评价、悦携手、悦对话”幼小衔接工作思路,不断创新工作模式与合作形式,有效推动家园校教育共同体建设,让幼小衔接“自然而然”。

论维兹诺《死寂之声》中的非自然叙述者及其伦理关怀

聚焦维兹诺《死寂之声》的非自然叙事,本文从变形能力、心理阅读能力以及非自然叙事形式三个层面来分析小说中叙述者的非自然性,并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揭示小说中本土裔试图将本民族传统与主流文化相融合、探寻崭新生活方式的生存伦理诉求。

基于语料库的《泄密的心》叙述者思维风格分析

语料库文体学基于语言学实证研究的方法,降低了定性分析的主观任意性,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文章将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将《泄密的心》语料与Brown中的子语料库,小说语料库进行对比,利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理论和范式从语相层和词汇层对文本特征进行分析以探索叙述者的思维风格,为叙述者思维风格研究提供实证支撑,为文学评论提供一个崭新的研究角度。

叙述者的戏剧张力 话剧独角戏《一条红围巾》读后感

尽管对于话剧是一个外行,但还是觉得“独角戏”挺难的。因为戏曲有程式唱腔,有剧种底蕴,演绎“独角戏”尚且不简单。追论仅靠语言表达的话剧“独角戏”,无论是一度剧本写作,还是二度演员表演,我都觉得很有创作的想法与挑战难度的魄力。初读《一条红围巾》,我觉得它更像是一部小说,不像是真正意义上的剧本。

演绎自然而然的语文课——《大自然的语言》观摩课的启思

语文课程的人文性特征要求我们的语文课堂富有诗意。学生所期盼的语文课堂,应该是一种心与心能够自然而然地交流、情与情能够自然而然地融通的课堂。这就要求教师努力构建自然入境、自然入理、自然入情的“农耕”课堂。

《唐璜》中的叙事空间及叙述者

从叙事诗歌领域的经典代表作、拜伦的《唐璜》入手,探讨研究其叙事空间及叙述者两点叙事要素的特点及意义。在《唐璜》中,唐璜游历过程中的各个空间场所及每个场所中发生的各种故事把唐璜颇具代表性的传奇般的一生呈现出来。一个个场所的结合就构成了叙事行为或情节。同时,诗歌中"自我意识"的叙述者与"自然而然"的叙述者在诗歌文本中不规则交替出现。"自我意识"的叙述者勇于表达诗人拜伦的个人观点;而"自然而然"的叙述者则细致地描述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及西亚地区的社会风情。

叙述者问题及其功能研究——以《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为例

叙述者是叙事文本分析中最核心的概念,对于叙述者的区分和研究是理解叙事作品的关键。叙述者在小说中主要起着结构与功能两方面的作用。对于叙述者问题的研究关键在于理清叙述者与作者、作品人物、读者、形式和内容等诸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由此把握叙述者的功能与作用。本文从对《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分析入手,探讨叙述者的特征与其功能之间的关系。

论叙事作品中叙述者的可靠与不可靠性

在叙事作品中,按照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其区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但是,不能将这一基于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区分简单化与绝对化。在可靠与不可靠叙述者两极之间,存在着一条变化的轴线,存在着两者之间动态变化的关系。通过对一些作品的分析,以人物作为叙述者的同故事叙述中所存在的这一对应关系可得到揭示。

电影叙事中的叙述者

本文从能够辨别的叙述声音入手,先探讨了电影中存在着一个文学小说式的叙述者,并说明了它具备两种定位,并认为不管这个声音是否可以定位其存在是必然的;接着认为这两个叙述者实际上是"影片的大叙述者"和"源叙述者",前者对于后者正如读小说的受众,它将"源叙述者"的信息"想象"出来,并得以公开展现;最后分析两者之间动态的相对关系。

鲁迅名作《伤逝》中的叙述者研究

叙述者是叙事文本的重要特征,它与叙事视角一起构成了叙述。在小说《伤逝》中,鲁迅用一个缺席叙述者的身份,代表了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和价值判断,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同时,鲁迅创造性的采用了叙事者的话语干预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与情感倾向。《伤逝》中叙述者的独特运用体现了鲁迅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革新和开拓。

灾难性新闻报道叙述者探析——以《华尔街日报》对日本大地震的报道为例

本文对新闻叙述者的分类进行了探讨,将新闻叙述者分为形式叙述者和绝对主体叙述者两类。同时选取2011年3月14日到5月31日《华尔街日报》上关于日本大地震的相关新闻报道进行研究,指出各类叙述者在灾难性新闻报道中是如何完成新闻叙事,并传达一定的价值倾向。

“说书人”叙述者的个性化——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条线索

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传统集中体现在“说书人”叙述者身上。本文认为,“说书人”叙述者在人称上是第一人称,在视角上却属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此具有“两栖性”。一方面,白话小说在清末已经超越了完全模仿口头说书人的阶段而进入了文人书面化写作阶段,具有“个性化”的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大量译介的域外第一人称小说通过翻译实践和创作影响直接刺激了“说书人”叙述者个性化的实现即从只讲述他人的故事改变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五四”之后,“说书人”叙述者完成其现代转型,即基本抛弃说书人的口吻与程式而成为充分个性化的“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第一人称全知叙述”是传统白话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论现代小说“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

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三类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他们凸现了人物的叙述能力与小说的艺术性之间的矛盾,“二我差”部分地解释了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人物叙述者的局限性造成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功能是由人物叙述者与主体叙述者共同构成的。

从《狂人日记》看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

在小说等叙事虚构作品中的叙述者,有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之分。这种区分主要建立在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的,但二者又存在着相向变化的可能性、可逆性。读者在作品阅读的动态过程中可以感受与推导这一可逆性变化。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就包含着这一可逆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