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提升·辩证综合·自由艺术——对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再思考之二（上）

本文在本人上一篇关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从黑格尔整个哲学、美学体系出发,理解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三种基本方式--艺术、宗教、哲学--的划分及其逻辑关系,并批判"艺术死亡"说;按照黑格尔辩证思维的逻辑,对艺术、宗教、哲学三个环节的过渡关系,作"扬弃"、辩证综合的阐释,驳斥"艺术被替换"说;对艺术的三种历史类型--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个环节的转化关系,也作辩证综合的理解,认为浪漫型艺术的"终结"不等于整个艺术的终结,并指出浪漫型艺术之后,会出现另一种新的当代艺术形态--自由艺术。

内在提升·辩证综合·自由艺术——对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再思考之二（下）

本文在本人上一篇关于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从黑格尔整个哲学、美学体系出发,理解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三种基本方式——艺术、宗教、哲学——的划分及其逻辑关系,并批判"艺术死亡"说;按照黑格尔辩证思维的逻辑,对艺术、宗教、哲学三个环节的过渡关系,作"扬弃"、辩证综合的阐释,驳斥"艺术被替换"说;对艺术的三种历史类型——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个环节的转化关系,也作辩证综合的理解,搞清楚浪漫型艺术的"终结"不等于整个艺术的终结,并指出浪漫型艺术之后,会出现另一种新的当代艺术形态——自由艺术。

对“艺术终结”本源及未来的探究

近30年来,“艺术终结”一直都是艺术界争相讨论的问题,“艺术终结”问题也是当代世界需要面对的重要理论难题。文章利用文献研究法,研究多位美学家、哲学家的相关论述,梳理“艺术终结”的逻辑过程。

“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史书写问题——汉斯·贝尔廷艺术思想探析

“艺术终结”理论历来是学术热点问题,继阿瑟·丹托之后,汉斯·贝尔廷提出了“艺术史终结”理论。他将艺术事件(图画)和艺术史喻为“图画”和“框架”的关系,艺术事件(图画)改变后,艺术史的“框架”就不再与原来的图画相匹配,艺术史的叙事模式也随之改变。当“框架”局限了艺术探讨与艺术思考,破框后艺术史的书写也就成为“艺术史终结”理论后续探讨的重要问题。

被扭曲的但托——对“艺术终结论”的一项必要的事实陈述

围绕着当代哲学家、艺术批评家亚瑟·C·但托的重要命题"艺术终结论",以及它在中西语境中所产生的误读—"哲学代替艺术说",本文从但托哲学思维的理路和逻辑出发,力图恢复被扭曲的但托的本来面目,指出坊间所流行的那副漫画版的但托面容,反映的仅仅是批评者自己扭曲的脸。文章进一步指出,但托艺术观的问题出现在他对于现代博物馆暨艺术史体制的意义,作了过于忽视和浪漫化的理解,这同样导致他对于"艺术的终结"的真正本质和所带来的效应,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诸神隐匿的悖论:“艺术终结论”中的表征危机

"艺术终结"的话题在西方的讨论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批评家瓦萨利,[1]后经黑格尔、阿多诺、阿瑟·丹托、鲍德里亚等西方思想家的持续讨论,成为西方艺术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这一问题同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现代性问题相伴而行,是西方基督教神学文化的衰落、理性启蒙思想勃发在艺术领域的体现。在西方随着现代性危机的出现,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颠覆,使艺术陷入哲学质问的危机中,传统艺术的形式与功能在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的重重"围剿"中,出现了表征的危机,艺术的乌托邦终结。

试论“艺术终结”之后的美学与艺术走向

亚瑟·丹托通过考察西方现当代艺术,提出了"艺术终结"论,认为艺术因对自身的意识和反思,终结于其关于自身的哲学。由于现当代艺术对审美这一美学原则的背离,"艺术终结"之后的美学将日渐没落。艺术批评则由于缺少一个本质主义的标准而无法取代美学。尽管丹托认为"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在艺术史上不再具有意义,现当代艺术仍通过自觉地与生活融合,努力寻找自身的救赎之地。

“艺术的终结”与美术教育

"艺术终结"之后创造的任何艺术都将打上"后历史特征",包括再现性叙事和现代主义叙事在内的全部宏大叙事已经终结,艺术步入一个极端多元主义时期。艺术史的发展不再是单一时间的、线性的、进步的、单一文化模式,艺术生存在于四维空间,包括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时间及作品本身。这些变化对美术教育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人们思考、研究美术之方式从审美为主转向审美、叙事、阐释相结合,以及美术教育的内容维度扩展为社会文化、心理和经济面向。

论阿瑟·丹托对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曲解

美国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宣称自己的"艺术终结论"观点脱胎自黑格尔,因此很多学者在批评丹托的观点时把丹托和黑格尔"打包"处理。通过对黑格尔和丹托的"艺术终结论"的解读,本文梳理出丹托"借鉴"黑格尔的理论节点,发现丹托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不能为丹托提出艺术终结提供理论依据。

哲学维度及真理视角下的“艺术终结论”研究——以黑格尔、阿多诺、阿瑟·丹托的“艺术终结论”为例

“艺术终结论”不单单是依据艺术自身的发展状况提出来的,而是一个关联着艺术与哲学以及艺术与真理关系的论题。要想真正弄清“艺术终结论”出现的原因及其内涵,需要从哲学维度以及真理视角对其展开研究。在具体研究中,为了更好地揭示艺术与哲学关系影响下的“艺术终结论”问题在西方历史中的嬗变,文章选取了在西方艺术发展中受哲学影响下形成的黑格尔、阿多诺、阿瑟·丹托三人的“艺术终结论”作为典型对象进行研究,从而使“艺术终结论”中关于艺术与哲学的关系的多样性特征呈现出来。

亚瑟·丹托艺术终结论面面观

“艺术终结论”的主要提出者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分析哲学家、艺术评论家亚瑟·C·丹托,他在自己所著的《艺术的终结》一书中,全方位地解读了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人的美学思想,以不同的视角开辟出了自己的艺术理论.此书一经出版,便引得西方艺术界和美学界众说纷纭.由于翻译的问题和中西方语境的差异,亚瑟·丹托的《艺术的终结》在国内流通的译本造成了国内许多读者对丹托理论的误解.基于这种错误的理解,人们所看到的必然是被扭曲的丹托.笔者将基于亚瑟丹托《艺术的终结》一书,广泛引证国内外艺术评论家发表的对亚瑟丹托理论的文论,试图阐述清楚艺术终结理论的实质核心.

对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再认识

黑格尔在"艺术终结论"上的理论成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充分把艺术的发展史与哲学有机的结合起来。从哲学的角度探讨艺术的发展历程以及产生的社会性的影响。黑格尔在"艺术终结论"中,把哲学的思想用于艺术的效果分析,即艺术对社会等方面的影响上,以更为客观的角度分析艺术对社会产生的作用效果。

从艺术作品角度看艺术史书写的阶段性终结与新生--以瓦萨里、格林伯格、亚瑟·丹托的艺术史叙事为例

艺术史研究中,不同学派对艺术史叙事模式的讨论由来已久。然而,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作品以及艺术所发生的环境,每种艺术史叙事方式也对应着不同阶段的艺术品本质。本文分别以瓦萨里、格林伯格、亚瑟·丹托三位学者的学术观念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在再现性艺术时期、现代主义时期、当代艺术时期,与之对应的三种艺术史叙事方式的更迭及联系,并着眼当下,讨论在“艺术终结”语境下,学界对所谓“后历史”时代的当代艺术史叙事方式的探索。

“艺术复制”的价值泛论

面对当今社会“人类的审美已经停滞不前”“艺术创作开始故步自封”“复制、抄袭屡见不鲜”等言论的频发,艺术如何实现“自救”?艺术家如何“拯救”艺术?艺术需要被拯救吗?是否其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常态化的复制现象?艺术背后折射出的文化分歧、历史变迁、地域差异、审美递嬗等问题引人深思,本文立足中西方比较视野,旨在厘清艺术与复制之间的关系,探讨“艺术复制”在中国社会语境下的发展状况。

当代西方艺术理论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现当代艺术的联系愈发紧密。西方艺术理论开端于西方古典艺术,在一代代艺术大师的创作和突破以及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不断变革和诞生出新的艺术潮流与创作思路。直到现在,在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贝尔廷的"艺术史终结说"和丹托的"艺术的终结之后"早已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当代艺术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展开。中国艺术在古代传统艺术理论与新兴艺术理论中应找到突破点,进而为当代艺术学理论的发展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华盖集续编》与鲁迅杂文文体的多样性实验——《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个案研究

鲁迅文学经历“杂文的自觉”后的“第二次诞生”,在《华盖集续编》的写作中留下最初的风格痕迹。本文以鲁迅南下前夕所做《马上日记》系列为例,分析鲁迅杂文文体内含的叙事、虚构、摹仿等“纯文学”残留和形式“闪回”与戏仿(parody),并将其解释为业已以杂文为风格驱动力的鲁迅文学蓄意制造的一次形式扩张和能力测试。这种“文体混合”及风格扩张并非出自杂文家对主流文学形式的留恋,也不限于单纯形式的操练,而是在文学的可能性层面确证鲁迅写作风格的政治本体论逻辑,最终服务于杂文作为历史表象、情动(affect)意义上的体验与诗和“积极的虚无主义”的三重功能。

在路上:漂泊、书信体写作与“杂文自觉”的风格扩张

在以《华盖集·题记》为标志的“杂文的自觉”之后,《华盖集续编》在文体、样式及美学方面呈现出更加繁复的多样性和试验性。与之相关的则是鲁迅1926年8月离开北京后,在上海-厦门-广州间的短暂的“漂泊”状态,这种状态指向一种重要的文学风格意义。以《华盖集续编》中的“通信系列”为线索,兼及鲁迅同时期其他书信写作,对鲁迅杂文在语汇、句子、风格和作者形象不同层面的风格扩张进行系统分析,可以看到,鲁迅此期间的杂文写作,在内心面向、审美自律和社会政治寓意指涉性上都呈现出一种高度内敛同时又高度外化甚至游戏化的倾向。这种写作法不仅是对漂泊或客居状态的描摹和派遣,或对此前“北京时期”遭际的回顾与反思,更是鲁迅文学内在能量与形式可能性的逻辑发展,也是它将自身现实批判兴趣和历史表现抱负收缩凝聚在高度个人化和“作者式”的杂文文体内在强度之内的技法淬炼。因此,鲁迅漂泊期的书信体写作,作为“路上杂文”,也可被视为鲁迅文学“第二次诞生”这一文学史事件的组成部分。在具体的鲁迅文学发展阶段论意义上,这个瞬间和文体实验行动也构成过渡期“杂文的自觉”同晚期“杂文的自由”之间的连接点和风格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