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重估“荷马问题”——或语文学如何向哲学转化

如同在中国古典研究领域,在西方古典学领域里也存在着"考证"与"义理"的交互关系问题,并具体表现为古典语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被青年时期的尼采推向了极致,本文便以尼采论述的"荷马问题"为例证,将这一问题置于18世纪末古典语文学在德国的兴起以及贯穿19世纪德国古典学的两大潮流——"人文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思想史脉络来理解,呈现其中内含的古典语文学与哲学之间的本质性争执,试图阐明"古典语文学"从何种"义理动机"与"价值判断"证得"荷马之道"为"古典主义",而尼采如何对"荷马问题"进行重估,运用从"古典语文学"转化而来的"哲学"将"荷马之道"推向"前古典世界"(一个涌动着原初的创造力和毁灭力的希腊精神的母腹),从而为20世纪的早期希腊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方向。

从藏族《格萨尔》等多民族史诗解析“荷马问题”

如果把学者们研究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不同的三种主要观点与我国《格萨尔》这部活形态史诗的说唱、流传、记录、整理等诸多实际情况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史诗研究的实况密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那么争论旷日持久的“荷马问题”也许能够得到解决,至少可以启发研究者拓开自己的视野,不要就“荷马问题”研究“荷马问题”。我们可以说所谓“荷马问题”中的“短歌说”、“核心说”和“统一说”是每一部民族史诗在其创作和形成过程中都经历的几个阶段,均有内在的联系,不能人为地割裂开来。

简论古希腊的“荷马问题”

古希腊的"荷马问题"是指荷马史诗的描写存在一些问题,它包括文本的逻辑问题和亵渎神的问题。"荷马问题"产生的背景是荷马史诗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解决古希腊"荷马问题"的方法是多元的,其基本的方法是语文学方法和讽寓解释的方法。古希腊的"荷马问题"并不包括荷马其人是否存在的问题。

从荷马到梭伦:“口头传统”理论在早期希腊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近代以前,荷马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语文学视角下进行的,语文学考证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者无法超越文本本身,只能通过作品保留的信息来还原创作的过程。与人类学密切相关的"口头传统"理论弥补了荷马研究中单一的语文学考证的不足,将史诗创作放置于书写技术普及乃至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背景下,还原了史诗的创作过程和表演现场,为寻找"真实的荷马"开辟了新的路径。近年来,成熟于荷马研究中的"口头传统"理论被推广至早期希腊历史研究领域,梭伦研究就是其中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学者通过对梭伦诗歌残篇的创作和流传方式进行讨论,重新解读梭伦"诗人"和"立法者"的形象,回答了学界长期以来有关梭伦两重身份的疑惑。"口头传统"作为一种创作的形式反映的是希腊早期的历史和文化,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需要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融合,这也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一种趋势。

波尔菲利奥斯创制的荷马语文学

语文学家波尔菲利奥斯(Porphyry)所秉持的语文学理念是将荷马史诗作为独立的语料库,在语料库中解释荷马史诗的文字与文法,捍卫荷马史诗中所表现的文化精神。他在解释实践中恪守在“阅读、修辞、文体与历史”中解释“荷马问题”的理念。“荷马自己解释自己”很可能是波尔菲利奥斯在阿瑞斯塔库斯解释“荷马问题”的基础上,又反思自己对“荷马问题”解释实践的认识,而后提出的语文学解释理念。波尔菲利奥斯在语文学实践中捍卫荷马史诗所表现的文明理念,在沃尔夫的语文学理念与德国新人文主义语文学的观念处,获得回应。在中国,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留学期间受德国语文学观念的启发,回国后曾倡议“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研究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