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理财与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促进还是抑制?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企业委托理财规模不断扩大,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以陕鼓动力为例,考察委托理财与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关系,研究发现:实施委托理财的动因主要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和提高公司业绩水平;适度的委托理财对研发创新产生了“蓄水池”效应,有助于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过度的委托理财则对实业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阻碍了主营业务发展,加重了金融化程度,进而造成企业“脱实向虚”。因此,文章建议制造业企业应当控制委托理财规模,聚焦主营业务发展,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力度,监管机构应当规范并完善委托理财市场,增强对委托理财行为的监管力度。文章丰富了委托理财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企业“脱实向虚”的研究视角,为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调节效应

本文基于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调节效应考察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选取2012—2021年14183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融资约束设定为中介变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企业市场价值,体现了企业金融化的“蓄水池”作用;且企业金融化程度与短期机构投资者持股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短期机构投资者的存在能提升企业金融化的增值功能。进一步检验发现,在非国有企业、非制造业和高公司治理水平的企业中,企业金融化的作用将更加明显。由此,本文建议企业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把握金融化程度,发挥好金融化的增值作用。

战略激进度、市场化进程与金融化

本文考察了企业战略激进度对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分析了不同市场化进程下两者之间关系的差异。研究发现:战略激进度越高的企业金融化水平越高,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会削弱企业战略激进度与金融化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战略激进企业为了缓解融资约束,基于谨慎动机会提高金融化水平;战略激进企业提高金融化水平可以抑制战略激进度与投资不足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可以抑制战略激进度与企业业绩的负相关关系。战略激进企业应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防范自身出现过度金融化;政府应完善资本与金融市场体系,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助推金融和经济共同发展。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行为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合理性分析的视角

文章以2010—201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通过区分金融化的投资期限与投资动机,研究了不同类型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在已有文献基础上进一步地厘清了金融化的不同动机以及及其交叉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短期金融化对于流动比率具有改善作用;而长期金融化对于过度投资又具有抑制作用。两种作用通过交叉机制缓解金融化行为对TFP的负向影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正确引导企业投资行为,避免非理性投资造成的效率损失。同时应多管齐下缓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避免实体挤出对TFP带来的负面影响。

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资管新规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企业半年度数据为样本,检验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投资显著增加,表明强化金融监管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从而支持监管有效观。进一步检验发现,资管新规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高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及民间金融发展水平和影子银行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压缩金融投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是资管新规发挥这种效应的两个作用机制。此外,资管新规对持有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都发挥了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但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较多的企业。本文为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初步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为进一步释放金融监管的制度改革红利,进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