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混合股权结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为了探究混合股权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文章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持股比例对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民营与外资参股可以显著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国有持股比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门槛效应,当国有股比例低于37.7%时,高管薪酬对业绩上升及下降均敏感,当高于该比例时,高管薪酬对业绩出现黏性。以上结论可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经验参考。

资产误定价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以2010—2020年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资产误定价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资产误定价显著抑制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机制分析发现,代理成本提升和信息透明度上升是资产误定价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主要作用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强化了股价低估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相较于其他企业,股价高估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资产误定价对公司行为影响的研究,同时为完善高管薪酬激励与契约设计提供决策参考。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企业双元创新--股权集中度与独董比例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通过“连接”实现了各种技术创新、各种方式重新组合。在此背景下,企业应培养动态的双元创新能力以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数字化环境。本文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引入股权集中度和独董比例两类公司治理变量作为调节项检验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企业越有可能减少探索式创新活动,股权集中度显著增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在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利用式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独董比例削弱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以期为企业设计高管薪酬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因素、促进双元创新提供实践指导。

云南省省属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契约存在的问题研究--基于业绩敏感性和薪酬黏性视角

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话题,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制定有效的薪酬激励契约是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关键一环。立足新时代全面深化国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大背景,本文结合云南省省属国有企业薪酬制度存在的现实问题,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和薪酬黏性角度,分析应该如何提升云南省省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首先,探讨云南省国有上市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程度的高低,以及国有企业高管薪酬黏性的程度,分析云南省国有企业薪酬制度存在的现实问题;其次,基于代理理论、公平理论和激励理论,分析应该如何提高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程度和降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黏性程度,改善云南省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最后,从发挥激励性薪酬的作用,促进短、中、长期激励手段相结合和强化业绩考核与薪酬分配紧密联动等不同视角,探讨改善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的策略。

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与并购中业绩承诺的履行

企业高管无疑是影响并购中业绩承诺履行的重要因素,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管认知方面,对于与高管利益密切相关的高管薪酬契约在其中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基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视角,以有并购并处于承诺期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用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衡量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业绩承诺的完成率和完成的可能性也越高。本文将其中的作用机制归结为高管薪酬契约对业绩承诺履行的正外部性或“溢出效应”,以及业绩承诺补偿条款的“倒逼效应”,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以及业绩承诺补偿方式的视角进行了验证。结论对于进一步完善业绩承诺履行机制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拓展了高管薪酬契约外部性的研究文献。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研发投入文献综述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术界广泛研究的热点。薪酬业绩敏感性能够激励为激励管理层加大投资决策。通过多年来不断发展,为更好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提升高管创新意识,自2010年国资委实施EVA考核后,由此建立的基于EVA考核的薪酬激励机制丰富了此类研究。本文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研发投入的关系文献进行梳理,希望能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研发投入、媒体关注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本文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研发投入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及媒体关注度对研发投入和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正相关;在此基础上加入媒体关注度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能抑制研发投入对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因素分析--金融业的证据(2000～2005年)

高管的薪酬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因素,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金融企业与其他制造性企业又有较大的不同,影响薪酬的因素较为特别。文章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金融类企业高管薪酬与其业绩之间敏感性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负债比率、收益波动性与敏感性负相关,外资进入、高管任职时间、金融监管以及董事会的独立性对这一敏感性的影响不显著。

盈余管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内部控制治理效应

以2006—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探讨内部控制对该现象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会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将盈余管理按照不同方向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当管理者进行向上调增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当管理者进行向下调减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对此,企业良好的内部控制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能够削弱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在采用业绩性薪酬制度的背景下,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会诱使高管通过盈余操纵来影响自身收益,现行的内部控制虽然具有治理效应,但仍存在缺陷,实践中需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的执行方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使其实现应有的治理效应。

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以2004～2006年间的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干预、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降低了由当地国资委所控制国企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但对当地由中央国资委所控制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没有显著影响;对地方国有企业而言,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反而越低,没有发现两职合一对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影响;对中央国有企业而言,独立董事比例和两职合一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都没有显著影响。

商业信用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研究

本文对2010—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考察了商业信用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深入探索背后的影响机理以及在内控质量不同的企业间的差异性影响。结果显示:从供应商处获得的商业信用有助于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向下游客户提供的商业信用会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供应链上下游的商业信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利润质量的好坏,进而向股东传递信号,股东借此信号来判断管理层行为动机和工作能力并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行有效调节;在内部控制质量薄弱的企业,商业信用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更显著。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公益性捐赠与代理成本——来自中国沪深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文章将基于业绩的公司高管薪酬溢折价支付界定为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并视其为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一种治理机制。选择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公益性捐赠与代理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公益性捐赠提升了企业代理成本;(2)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抑制了公益性捐赠提升代理成本的效应;(3)上述两种效应在国有与非国有两类企业当中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文章构建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预测模型,提供了中国资本市场捐赠行为影响代理成本的经验证据,验证了两权分离的公司高管薪酬契约这种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安排降低代理成本的效应。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资本市场的监管部门以及慈善捐赠机构要引导企业树立对公益性捐赠的理性认识;(2)继续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公司治理机制。

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

合理有效的高管薪酬契约不仅能够对高管产生显著的激励效用,还能降低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高管的薪酬激励是当今公司治理的热点话题。本文基于2010~2014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企业的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特征,即公司业绩上涨所带来的薪酬上涨幅度明显大于业绩下降所带来的薪酬下降幅度。此外,这种薪酬-业绩的非对称特征在国有企业之中体现的更为明显。进一步,管理层权力越大的企业,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特征越严重。

政府管制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研究——基于薪酬-业绩敏感性视角

公司高管薪酬合约的有效性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运用2002-2012年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公司业绩正常情形时高管薪酬契约有效,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敏感性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公司业绩极端情形时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不足,当公司业绩低时高管薪酬没有受到惩罚,当公司业绩高时高管薪酬受到限制;股权激励不能提高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只会增加当期高管总报酬。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综述与展望

作为高管薪酬制度研究重要话题之一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引起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围绕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及经济效果等话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通过收集整理近年来以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为主题开展研究的大量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发现,信息披露、董事会特征等企业内部治理因素以及媒体、分析师关注等外部治理机制均会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表现,而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高管机会主义行为、对风险持有态度也会受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和反思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现状,提出有待深入探究的研究方向。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基于薪酬干预的视角

西方企业的高管薪酬结构包括短期年薪激励和长期股权激励,而中国的国有企业高管股权激励比例较低且受到薪酬管制。本文采用2012—2018年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敏感性问题。实证检验发现:无论采用市场业绩还是财务业绩,地方国有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性都较高,说明高管薪酬的激励和约束作用较强;地方国有企业还存在一定的薪酬黏性,当业绩下降时,其薪酬变化小,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进一步采用薪酬干预指数,发现薪酬干预程度越低,企业的业绩越好。本文厘清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关系,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薪酬委员会质量与CEO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关联性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5-2010年的大样本数据,本文对薪酬委员会质量与CEO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影响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其他特征变量后,CEO货币薪酬与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与股票业绩并不显著相关;薪酬委员会质量高的公司相比质量低的公司,CEO的薪酬-业绩敏感度更大,即薪酬委员会质量高对CEO薪酬-业绩敏感度有增量效应,但这种增量效应在高成长性公司、亏损公司以及国有控股公司里有所减弱。这些结论进一步深化扩展了"高层梯队理论"研究的视野,对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健全薪酬委员会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外部薪酬-业绩敏感性、管理层权力与控制层级

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是制定薪酬契约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既事关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又影响着微观企业的经营效率。本文以控制层级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了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的激励效果和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存在正向的敏感性,管理层权力能够削弱二者的敏感程度。更值得关注的是,控制层级的差异对外部薪酬—业绩敏感性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按照地方国企、中央国企与民营企业的控制顺序,外部薪酬—业绩敏感程度依次升高,管理层权力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削弱作用也随之增强。

廉政建设对职工薪酬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的研究

廉政建设给企业管理层带来了重大压力,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可能会降低员工薪酬,从而影响到企业薪酬和业绩的敏感性。文章通过选取2010年至2016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进行研究,实证检验了2012年颁布的"八项规定"对于企业普通职工薪酬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制度规定下,企业薪酬和业绩敏感性之间关系的变动。文章研究发现,八项规定的颁布对职工薪酬的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同时提升了企业职工薪酬业绩敏感性,不仅有助于提高在职消费的控制,也有助于提升员工积极性。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尽管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公司治理作用一直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热点问题,却鲜有文献从公司薪酬契约的视角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的研究设计,在控制选择性偏误的基础上研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司业绩对高管薪酬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并且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显著增加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从而发挥了有效的治理作用;(2)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控股股东治理和董事会治理等内部治理机制存在互补效应,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效应在股权集中度较高和董事会规模较大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分析师跟踪、基金公司持股等外部治理机制存在替代效应,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外部治理作用在分析师跟踪较少和基金公司持股较少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