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新浪潮”电影研究

“藏地新浪潮”电影坚持从民族主体性出发,实现了藏地景观及文化的“祛魅”,显现出极具辨识度的群体化风格。其在主题指向上,探讨困顿心灵、生命意义以及父子关系;在人物塑造上,塑造矛盾的男性、隐忍的女性以及天真善良的孩童形象;在叙事策略上,强调开放式结局、对偶式寓言以及“去奇观化”影像。“藏地新浪潮”电影使藏地摆脱了长期以来的魅影化想象,为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提供借鉴。

嬗变进程中“藏彝走廊”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路径研究

“藏彝走廊”属于我国一个极为特殊的区域,聚集着大量的少数民族人民,更是彝族人民的主要聚居地。由于彝族发展历史较为悠久,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随着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全面提高,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意义不断凸显。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基地,需认识到自身在彝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重要意义,结合实际情况科学制订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传承计划,提高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水平。本文分析嬗变进程中“藏彝走廊”彝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重要意义,指出嬗变进程中“藏彝走廊”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现状,并提出嬗变进程中“藏彝走廊”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路径,旨在为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马克思主义财富观与“藏富于民”

现代社会中,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财富积累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程度———社会财富按需分配。现代国家应该如何处理政府权力与财富分配之间的问题,经济学界存在"国富"与"民富"的争论。"藏富于民"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全面发展的保障。因此,国家在处理政府权力与财富分配的关系时,应坚持"藏富于民"的经济思想。

民国时期的“藏独”闹剧与反“藏独”斗争

民国时期先后出现了六起"藏独"闹剧,具体是:第一起,1912年英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蛮横地提出民国政府不得干预西藏事务等无理要求;第二起,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唆使西藏地方亲英分子首次公开提出"西藏独立"的要求;第三起,1942—1943年,英国授意西藏地方亲英分子私设噶厦"外交局",企图使西藏成为具有完全外交权的事实上的"独立国家";第四起,1943年的太平洋会议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别有用心地称西藏为国家,反对中国政府为恢复藏区秩序、维护社会稳定所作的努力;第五起,1947年的泛亚洲会议上,在英国及印度某些势力的暗箱操作下,西藏噶厦代表不仅被邀前来参加这次只有亚洲主权国家方可参加的会议,还被默许展示所谓"国旗"和被安排登台致辞;第六起,1947—1948年,西藏地方分裂分子夏格巴任团长的所谓"西藏商务代表团"窜访美欧,四处兜售其"藏独"谬论。对这六起"藏独"闹剧,民国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祖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统一。回顾历史,总结民国时期反"藏独"斗争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中国“藏粮于地”粮食生产能力评估

以"藏粮于地"战略思路为基本出发点,结合中国粮食生产的实际,构建了中国粮食现实生产能力评估框架,确定了当前"藏粮于地"的方式。认为粮食闲置生产能力构成"藏粮于地"粮食现状增产潜力,即现阶段我国土地的"藏"粮能力。利用该评估框架,运用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遥感、统计等数据,对中国"藏粮于地"粮食生产能力进行综合测算,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土地的"藏"粮能力为4 180.33×104t,占现实粮食产量的8%。如果变现这一"藏"粮能力,按人均粮食占有标准400kg计,粮食自给率可增加8个百分点,说明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对我国粮食安全尤为重要,由此,提出了实现"藏粮于地"粮食生产能力的保障机制和措施。

“藏茵陈”的基原植物和药用亲缘学

详细比较藏药"藏茵陈"基原植物川西獐牙菜及其混淆品(代用品)抱茎獐牙菜、紫红獐牙菜、四数獐牙菜、红直獐牙菜、大籽獐牙菜、狭叶獐牙菜和椭圆叶花锚的外部形态特征及化学成分,澄清了这一类群在分类上的混乱,发现川西獐牙菜与紫红獐牙菜在习性,花部特征,种子形态和化学成分组成等方面相似性最高,印证了核基因ITS序列的结果。同时分析"藏茵陈"混淆的原因是多种来源和形态相似性造成的,讨论了"藏茵陈"鉴定的方法。通过对獐牙菜属系统关系的分析,提出紫红獐牙菜作为川西獐牙菜替代品的理论依据。

中国走廊学发凡——从民族的“藏彝走廊”到世界的“一带一路”

20世纪80年代前后,费孝通提出"藏彝走廊"概念,最初是为从宏观上看各个民族的演变、进而进行民族识别,后来逐渐将其与丝绸之路联系起来,希望以"藏彝走廊"为中心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发展西南民族经济。其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逐渐有学者开始将研究目光投注于中国不同地区的民族走廊。现今,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日渐兴起,中国人类学者开始将研究对象扩展至国外;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经提出,"一带一路"将走廊的概念与研究范围推向国际化,形成世界民族走廊概念。无论是海外民族志研究,还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都为走廊学从对概念的定义与范围的界定走向实地田野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藏茵陈”——川西獐牙菜的大孢子发生及雌配子体发育(英文)

首次报道了藏茵陈川西獐牙菜的大孢子发生及雌配子体发育。川西獐牙菜为倒生胚珠 ,薄珠心 ,单珠被 ,线形大孢子四分体 ,胚囊发育为蓼型 ,反足细胞分裂为 5～ 8个 ,宿存 ,每个细胞均异常膨大 ,并多核。反足细胞在龙胆科一些一年生高山植物中的宿存和分裂具有重要的生殖适应和进化意义 ,这对于这些植物在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下 。

藏化与回归——云南迪庆“藏回”的文化走向

自元、明至清,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云南藏区的回族逐渐适应了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强势的藏文化逐渐融入其原有文化中,这些藏区回族在吸纳藏文化的过程中,也奠定了藏-回两个民族和谐、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从文化变迁理论来看,文化是族际边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超越族际边界羁绊的一种动力,不同族群的文化变迁与族群的变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云南藏区回族(藏回)的文化特征表现为藏族和回族文化的亚文化,其群体也形成了一个亚族群。

试论族群认同与文化变迁的整合--对香格里拉县哈巴村“藏回”族群的解读

云南香格里拉县哈巴村"藏回"族群在2000年前后经历了对回族身份和文化(主要是伊斯兰教复兴)的"回归",同时引发了相应的社会文化变迁。由于该族群迁徙到当地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其文化早已发生诸多的变迁,因此试图用伊斯兰教来规范族群社会和生活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期望的效果,相反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使得当地宗教工作几经停顿。如今该族群的宗教回归激情日趋淡化,他们最终明白,藏-回的认同已融入血液之中,难以割舍任何一方。因此,族群认同除应整合多元民族文化和自身民族传统文化外,还应注重培养文化自觉。

关于云南“藏回”社会文化变迁的思考

具有藏族和回族双重文化特征的"藏回",是历史上回族积极适应边疆多民族社会文化的产物,属于云南回族的一个派生族群或亚族群(subgroup)。此篇以这一亚族群近期发生的文化和民族认同回归的调查为基础,利用宗教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了回归的原因。同时还描述了"藏回"独特的文化,旨在展现回族文化发展的多元空间。

云南藏区“藏回”族群社会结构研究——以香格里拉县哈巴村“藏回”族群为个案

我们对云南迪庆"藏回"族群的社会结构进行了较深入调查,揭示了"藏回"族群的形成是在藏区回族移民和藏族长期频繁的社会交往中,回族对藏族社会生活及文化的积极适应结果,是回族文化多样性的表现。我们研究"藏回"族群结构多元的文化构成,探讨现今"藏回"族群村落社会控制三元结构并存的新问题,提出云南"藏回"是历史上穆斯林积极适应藏区社会文化的产物,是回族的一个亚族群。

茶马古道上的纳西族“藏客”起源探析

"藏客"这个纳西族参与茶马古道商贸交流的主要参与群体,其起源于赴藏区朝圣的僧侣。而由僧侣向商人的转变及至崛起,得益于纳、藏文化交流的加深及族际间心理认同的深化和升华,契入并借助于藏族"乃仓"这个族群内互助性交换关系而成长壮大起来的。"藏客"的起源与成长,揭示出茶马古道上族际之间的物资交换和商贸发展,有其特殊的地理边界和心理边界,交换行为的发生并不单纯取决于物资补给的需求程度,而是物资需求与文化联系之间多重选择的结果。

乾隆末年“藏军营制章程”的创建和影响研究

乾隆末年两次廓尔喀战争结束后,清代中央政府亟需建立一支常备的武装力量以维护西藏地方的安全与和平局面,"藏军营制章程"应运而生。"藏军营制章程"作为清廷治理西藏的重要制度安排,包括了藏军的人数、编制、粮饷、装备、训练和管理等各个方面,是藏军日常运行的体制规范。"藏军营制章程"的颁行和实施是清代中央政府在治藏方略上的一次标志性变革,这次变革不仅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建立了一支常备的武装力量,而且从根本上加强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尼泊尔境内“藏独”势力历史与尼政府对其政策

尼泊尔境内"藏独"势力问题研究是一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却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议题。从历史上看,尼境内"藏独"势力是美国、印度为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而与达赖分裂集团相互勾结利用的产物,尼泊尔在其中只不过扮演一个被绑架者的角色。自1960年"藏独"势力在尼境内存在以来,尼泊尔对其采取了一贯的、鲜明的"治理"政策。剖析这种政策的形成原因和制约因素是理解如何增强"治理"效果的前提。

肯尼迪政府联印制华与“藏独”活动的嬗变

制度竞争是冷战的主要特征及重要内容,不结盟运动的出现为东西方开辟了新的斗争舞台。伴随中国在新兴国家中的威望日益上升,肯尼迪将其解读为中国扩大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力的胜利,认为必须拉拢印度这一不结盟运动的领头羊以扭转颓势。他的对华、对印认知促成了联合印度并强化支持流亡藏人来制衡中国政策的出台。中印边界战争使美印合作空前提高,双方形成联合涉藏计划:"藏独"分子一方面扩大在藏情报搜集,同时成为印度边防力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日益强化以政治、文化手段在国际舞台鼓吹"藏独"。肯尼迪掌权时,美国联印制华达到顶峰,与此相对应,"藏独"活动亦步入关键嬗变期。

日喀则“藏回”族际通婚调查研究

伴随着族际交流的日益深入,日喀则"藏回"作为文化涵化的典型例证,是族际深度交往过程中,逐步"藏化"的群体,但是在宗教信仰与族际通婚方面,刻意保留并维持着原有的民族特征。较之内地回族严格族内婚姻的戒律,日喀则"藏回"可以接受"藏入回"或者其他民族"入回",可以婚娶他族的配偶,但是前提条件是对方必须信仰伊斯兰教,即改变原有宗教信仰。除却极端个例外,不存在"回入藏"的现象。

元明清“藏彝走廊”西端滇、藏、缅交界地带民族关系发展研究

对"藏彝走廊"的研究,历来多关注于川、藏、滇交界地带,而对其西端即元时"丽江路"、明代"丽江军民府"的西境,即今天云南省西北部、西藏南部及缅甸北部交界地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由于此境地处滇、藏和缅交界地,属于汉文化、藏文化、缅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同时又是傈僳、怒、独龙、普米、白等文化圈的重合交叠区,历史上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而且其民族关系随时代发展而变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发展特点及规律。本文在廓清元明清时期"藏彝走廊"西端滇、藏、缅交界地带民族关系发展变迁的基础上,探究其特点、规律与趋势,为今天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提供借鉴和思考。

民族音乐学在“藏彝走廊”研究中的意义与实践

本文从费孝通先生所提"藏彝走廊"这一学术观念入手,联系民族音乐学理论,从宏观与微观、历时性与共时性角度以"藏彝走廊"为线索,探讨了民族音乐学在区域文化研究中的特点与研究目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