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疑难问题研究--以“张某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为切入点

在《刑法》研究领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自入罪之日起,其处罚界限便引起国内学者广泛研究与讨论。张某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作为最高法指导案例已突破原有行为犯立场,但亦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实际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当属于实害犯,挂靠如实开票行为应属无罪,其与逃税罪属于法条竞合。为进一步规范此罪的适用,减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应当借助出台司法解释、明晰行刑边界、改革小规模纳税人制度、完善企业合规制度等路径形成治理合力。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国家增值税损失的认定

法答网问题:既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又虚开销项的,犯罪数额如何计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明确其立法目的之一是保障国家税收,第1条第2款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56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论新司法解释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不法性质

虽然《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为目的犯,但目的犯说本质上不符合增值税基本原理,忽略了中间商并非纳税义务人、中间商侵吞截留所代收的税款在性质上是侵占而不是诈骗等理论。将本罪解释为由虚开行为和抵扣行为共同组成的复行为犯也不妥。本罪是抽象危险犯,只要实施了虚开行为即应定罪,不能以任何理由出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入罪标准解读

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具有行政、刑事双重违法性,加之《刑法》第205条对虚开行为设置了较重的法定刑,仅以行为入罪难以与过高的法定刑相适应,导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入罪标准模糊。针对这一问题,理论界提出了行为犯说与目的犯说两种观点,但行为犯说难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目的犯说欠缺可操作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双重违法性表明,该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双重性,即增值税税收征管秩序和增值税财产所有权。在双重法益架构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入罪标准应当从主客观两个层面界定,客观上造成法益实害结果,主观上具有骗税目的。正确领会和适用该罪入罪标准,要从实质层面对骗税目的和侵害财产所有权进行解读。

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之“虚开行为”再探讨

增值税发票犯罪案件数量庞多,严重损害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税收管理秩序。司法机关在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行为”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争议。认定虚开行为是否需要具有偷税的目的,是否需要造成税收损失,是否还可以适用“三流一致”标准,实务中对此有不同观点。通过对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归纳总结,对“虚开行为”展开深入分析,提出了统一虚开行为认定标准、完善虚开行为刑法体系、加强司法与税务行政程序衔接等改革建议,以期充分廓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虚开行为”。

论我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侦查模式转型的价值与路向

随着技术与经济的快速转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行为呈现网络化、跨地区跨境、创新手段、专业化和滥用金融工具等特征,对国家财政和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传统侦查模式存在被动侦查为主、侦查效率偏低及协作机制不畅等问题,税务侦查部门主要依赖被动获取线索,从而导致案件侦办效率不高,并且缺乏与其他部门的有效协作,难以形成整体打击力量。为应对这些新特征所造成的威胁,需要从被动型侦查转为主动型侦查,由低效型侦查转为高效型侦查,由独立型侦查转向协作型侦查,通过侦查模式转型,引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并强化跨部门协作,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解决数据保护与隐私问题,提高侦查效率和准确性。

挂靠代开视角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出罪

挂靠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目前在经济交易中呈多发态势,该种开票方式是否属于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需要考量代开的具体情形。挂靠代开可分为单向挂靠代开,双向挂靠代开,无货代开三种类型,每种类型皆存在其形成原因。本文对挂靠代开行为的合法性认定及实践表征展开论述,认为真实交易支撑,保护合法交易主体,不以骗税为目的且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构成挂靠代开交易下专用发票虚开出罪的逻辑基础。但该种认定亦导致了虚开专用发票罪侵害法益的模糊以及发票管理的失序,只有建立虚开犯罪的普适性构成标准,才能减少司法环节裁量的不确定性。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结果犯属性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应当在行政违法性的基础之上独立进行.税务管理法规将受票方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未申报抵扣税款的行为界定为只需受到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系行为犯、目的犯与抽象危险犯的观点,会将本应行政处罚的行为扩大到刑法打击范围,违反法秩序统一原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骗免财产性利益的诈骗犯罪.行为人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的行为使国家减免纳税人缴纳增值税的义务,税款损失属于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害结果的判断.刑法应当基于法益保护原则和一般预防必要性的大小,实质地判断税款损失结果有无发生.当出票方未申报缴纳增值税,或者受票方不存在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时,就意味着税款损失结果的发生.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属性及税收损失认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属性究竟是行为犯、目的犯还是结果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这导致了司法适用不统一。从立法目的、司法解释及法院审判规则演变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为结果犯,因为造成国家税收损失才能认定为犯罪,在明确结果犯基础上,还应从“整体论”的角度去认定国家税收损失。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风险及应对——基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视角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重头戏”。文章在对虚假留抵税额来源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底层逻辑进行阐释。征管程序性缺陷、最终环节制约机制缺失、实体性政策性缺陷、地方政府财政返还等因素导致增值税内在制约机制失灵,抵扣链条断裂,使得虚开发票屡禁不止,进一步增大留抵退税风险。对此,文章提出如下建议:短期内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快速应对机制;中期调整征管程序和政策,铲除虚开发票土壤;长期应该建立购买者、销售者自身内在制约机制的货物和劳务税制度。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定罪标准比较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均涉及虚开行为,且都是针对发票的犯罪,实践中在两罪的认定上容易发生混淆和模糊。从行为方式上分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包含四种法定类型;虚开普通发票罪的虚开行为应符合刑法共犯理论,在与虚开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时才能认定“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和“介绍他人虚开”行为构成本罪。从行为对象上分析,伪造发票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上述两罪;从保护法益上分析,在导致国家税收利益受损时才能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虚开发票罪只需要违反普通发票管理制度且情节严重即可构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责任竞合与行刑衔接

目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刑衔接仍存在衔接标准、程序不规范等问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应坚持从客观到主观的立场,首先判断实施了构成要件行为,造成国家增值税款损失,然后判断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采用质量差异理论区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发生竞合,包括先罚后刑和先刑后罚两种情形。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不存在法定中止检查情形的,税务机关可以继续实施税务检查;根据是否需要等待司法文书结论的具体情形,税务机关决定是否继续作出行政处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行”“刑”认定与衔接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是常见多发的违法犯罪行为。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对此定性处罚存在较大差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的行为整体具有复合性特征,一般涵盖“虚开”“骗税”“逃税”三种性质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触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逃(偷)税罪、诈骗罪等多个罪名。在行政违法框架内,税务机关对其以“偷税”违法定性处罚,以及在刑事犯罪范围内,司法机关对其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均无不当。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分歧与矛盾主要集中在涉嫌犯罪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案件上,盖因为税务机关在“偷税违法”与“逃税犯罪”直接对应的惯性思维支配下,越权适用《刑法》第201条第4款特别规定对其“除罪免刑”所造成的。鉴于该类型行为对应于刑法上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因此税务机关的正确处理方式应是比照《刑法》第205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入罪标准,遵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行政处罚法》第37条规定,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审查处理。

“以数治税”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限制适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正当性根基在于“以票控税”模式下增值税专用发票与税收利益的绑定。随着大数据技术在税务系统中的应用,信息本身的作用逐步凸显,税务机关发现、追究逃骗税款的能力大幅提升,严格保护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必要性逐渐减弱。“以票控税”向“以数治税”的转变带来的后果是票税关联性的削弱,这一影响加剧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罪刑不适应的冲突。应当区分识别虚开行为所侵害法益,以启用其他替代罪名的方式对各类虚开行为予以区别化处理,限制本罪适用。

特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研究

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与骗取国家税款目的一样,同属法律评价,应当进行法律分析。针对“骗取型”“代开型”“过票型”三种特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类型,由于对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理解不同,在司法认定上存在分歧意见。对此应分别从“三流一致”“真实交易”“税负平衡”等方面对虚开行为造成国家税款损失进行穿透审查,以准确作出司法认定。

法益路径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限制处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益并不是一个已经取得共识的命题。囿于法益理解的差异,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罚流变的讨论难以有效地展开。法益的确定,成为本罪限制处罚的开端。不同于以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说”与“国家税收利益说”,双重法益说通过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两个层次的设置,不仅能恰当说明本罪的社会危害性,亦能确保本罪在刑罚体系上与相关犯罪相适应,从而为限制处罚的讨论提供合适的基点。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的侦查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的侦查应把握以下主要环节 :初步查证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基本情况 ;调查、控制、缉捕犯罪嫌疑人 ;突破主要犯罪嫌疑人口供 ;全面收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据 ;还要注意争取税务机关的支持、深挖犯罪、搞好协查工作、明确需查清的案件事实等。

虚开增值税发票洗钱犯罪手法分析及整治建议——以连云港市一起案件为例

本文以连云港市辖内宣判的一起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为例,梳理隐含其中的洗钱犯罪手法,剖析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活动屡禁不止的原因,结合央行反洗钱监管实践,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性质的司法认定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性质认定在实务和理论中尚不统一,本罪“行为犯属性”的规定已经无法适用当前社会发展和刑法适用的要求。对比分析“行为犯”“目的犯”“结果犯”“危险犯”的观点和司法实践的现状,提出了“行为犯+非法定目的犯”的性质认定的限缩性解释的观点。

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的证据规格

在涉税犯罪案件侦查中强调证据规格,有利于反腐倡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提高民警业务素质和整体执法水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的证据规格包括主体方面的证据、主观方面的证据、虚开方面的证据、接受虚开方面的证据以及其他方面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