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夷律》与汉武帝在海南设县初探

西汉初年,在新纳入统治区域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继续实行《蛮夷律》。汉武帝时期,在南方地区实现“初郡”政策。通过对比汉朝在海南岛的治理措施,可知“初郡”政策与《蛮夷律》精神是一致的。汉朝在海南岛的统治,受到当地经济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放弃了在海南岛的直接管辖权。这表明,随着汉武帝时期新纳入统治的地区增多,以中原经济核心区为支撑的《蛮夷律》,在实施过程中受到扩张成本等的限制。

中国文化与政治交往史中的“蛮夷”“入主中原”

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之一是对异文化有超强的宽容度和包容力。它对"内""外"边界的理解,与对"华夏""蛮夷"概念的理解一样,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和辩证的。中华文明由于在各领域的发展居于前列,所以不仅能够把交流中接触到的异文化转化为与中华文明彼此相容和互补的东西,而且使"边缘地区"群体产生文化"向心力",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和学习中华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多次"蛮夷""入主中原"并导致改朝换代和皇族族属和姓氏的改变,但是大量史料显示,这些"入主中原"的"蛮夷"从始至终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并在统治中原的漫长岁月里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之中。

张家山汉简“蛮夷律”辨正

两汉时期的律法中不存在以"蛮夷律"为名的律篇,张家山汉简"毋忧案"中涉及蛮夷男子被征发的内容,应断读为"南郡尉发屯,有令变(蛮)夷,律不曰勿令为屯"。"勿令为屯"的法律很可能来自目前未知的律篇或律令条文,只是涉及蛮夷而已。毋忧被征发并不是服"徭役"或"兵役",而是国家在特殊时期采取的应急措施。

两汉“保塞蛮夷”考论

汉代"保塞"一词具有多种含义,保塞的方式各有不同。其中,居于塞内保塞是最基本的含义与方式。"保塞蛮夷"与"蛮夷保塞"不能等同,具有保塞举措的"蛮夷"并不能均被视为"保塞蛮夷"。"保塞蛮夷"是一个专称,特别指代那些居于塞内自保或为汉朝保塞的族群。在汉代藩属体系中,保塞蛮夷属于"内臣",一方面受所居边郡或设于边郡的政府特设机构的管辖,另一方面其原有部落组织、首领权力得到保留并依旧发挥着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保塞蛮夷"的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是分开的,对不同认同的选择往往决定着该族群的现实举动。

韩国电影中的“蛮夷”形象解析

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的电影创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女真、契丹等中国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也进入了韩国电影人关注的视阈。本文以电影《南汉山城》《最终兵器:弓》《天军》《代立军》以及《与神同行2:因与缘》中出现的女真、契丹等"蛮夷"形象作为典型案例,通过整体性的视角并结合个案分析对"蛮夷"人的形象给予归纳和阐释,进而指出"华夷观念"这一思维定势以及当下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韩国电影中"蛮夷"形象的塑造依旧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然而新近上映的几部影片中的"蛮夷"形象却出现了某些积极的变化,似乎表明韩国此类题材影片的创作逐步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王化蔓延:宋王朝的圣节互动——以夏丽等国及边疆诸“蛮”为例

圣节互动包含面向国外使者的圣节交聘,以及来自国内边疆诸“蛮”的圣节朝贺。圣节交聘本质上是政治的延伸与国际关系的体现,因此,随着宋夏关系的起伏,宋夏间圣节交聘亦呈现出时断时续、缺乏稳定之特点。此外,随着宋王朝国力的提升,高丽及海外诸国也会不时于圣节间前来祝寿。圣节交聘是各国间保持交流与联系的重要渠道,同时更是一种国际间权力关系的再确认。与国与国之间的圣节交聘不同,圣节朝贺指的是宋朝边疆诸“蛮”在圣节时一系列的朝拜贺寿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边疆诸“蛮”得以表达忠心,皇权藉此扩张,圣节政治意味进而彰显。

汉代蛮夷邸论考

西汉与东汉在京城长安、洛阳均设有蛮夷邸，作为馆待边疆及外国民族（汉文文献将之统称为蕃客）的场所。蛮夷邸的设置是汉代对人京四夷蕃客接待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对蛮夷邸的设置、蛮夷邸在京城中的方位、蛮夷邸内居住蕃客的成份、蛮夷邸的上属管理机构、蛮夷邸设置的功效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考证，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有汉一代对人京蕃客的接待与管理制度。

蛮夷戎狄称谓探析

"蛮、夷、戎、狄"是我国华夏统治者对于周边其他民族的称谓,这种称谓逐步从一种对少数民族的泛称发展到贬称,而且被赋予了歧视和侮辱性的内容,显示出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民族观念的形成。

论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衣冠服饰礼俗——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例

朝鲜通信使在纪行文集《海行总载》中记录了日本江户时代的衣冠服饰礼俗,他们认为:日本社会根据身份不同而有大体的衣冠等级规范,但同时又普遍穿着斑斓彩衣、不戴冠巾、无靴鞋履舄、跣足而行,且衣制"不秘"、俗尚染齿,全社会无丧服法度,这些都完全不合儒家"别上下、防男女、去夷狄"的衣冠伦理;更甚者,行外交接聘之时,日本也体现不出衣冠威仪及君臣之别。朝鲜通信使从儒家礼义的角度批判了日本的衣冠礼俗,并据此认为日本人是"诡怪"、"巧伪"、"蛮夷"之民。这种因文化差异导致的主观评判体现了朝鲜通信使面对异质文化时的自我价值体认、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自信,以及因日本发动侵朝战争而产生的对日本根性文化的怀疑和不信任。

“蛮夷风”与“好文雅”:班固视野中的“文翁兴学”再认识

本文结合班固《汉书》对西汉蜀郡"文翁兴学"事件的有关记载,分析班固所持有的中土视角和儒家观念。在东汉"隆儒"时代风气的影响下,班固较司马迁更为关注文化先进区域与落后区域的"文野之别",在历史记述中透露出了"别夷夏"、"进夷狄"的价值取向和强烈的教化理念。班固对汉代"循吏"政治的溢美记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人对"文翁兴学"实际情况了解的不足。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与逻辑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下述这样四个阶段:一是认为中华以外均不学无术的“蛮、夷、戎、狄”,他们无任何值得我们吸取的东西可言的阶段;接着是认为西方的坚船利炮乃“法、术、艺,不足以言学”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借法自强”、搞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经济的方法;第三阶段是认为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学问—“西学”,不过它仍不能与中国文化相提并论,只是一种次要的学问,而且就是这些学问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论”。与此相对应的社会运动是想改变社会制度,先是搞“戊戌变法”,想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然后想搞“民主共和制”;第四阶段是把西方文化称作“新学”,与此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旧学”,于是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改变其社会文化土壤,“全盘西化”。开始是全盘“法兰西化”,接着是“全盘俄罗斯化”。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后,这些国家都放弃了“俄罗斯文明”,重新回归“西方文明”,经过七八十年的重大曲折,对照苏、东易帜后又开始迅速恢复、发展,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也感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还是要好好学习“西方文明”,来加速自己的现代化进程。

元明时期云南“蛮夷语”地名考释

文章从历史地名学和语言学的角度,试图结合古汉语、白语和彝语等语言的对勘,对《元混一方舆胜览》、《元史·地理志》以及景泰《云南通志》所载的"蛮夷语"地名的通名和专名分别进行史源和语源考辨。认为,元明地理资料中所见的"蛮夷语"地名应当是与当时的官方标准地名相对应的当地"蛮"、"夷"语言中的地名词汇系统的记录,这些地名多能在现代彝语中找到对应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