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窝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另一个新概念

与官方主导的"伞式社会"相对应,民间的经济社会呈现出"蜂窝式社会"景象。"蜂窝式社会"有两类五种类型,包括就业者"链式"、"网式"两种形态"蜂窝"和经商者以家庭、价值链、本族裔为中心形成的三种类型"蜂窝"。"蜂窝式社会"具有民间性质,没有很多权力和资源,只能靠自身努力获得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其经济性和社会性比较强,但政治性比较弱。社会上各种大大小小的"蜂窝"的共同特征是互惠共赢;各种"蜂窝"一旦成为群体性网络或民族性网络,将会同时具有经济性、社会性和政治性,不但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也是推动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力量。

“二元社会”结构视域下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路径分析——以贵州省刺梨产业的发展为例

近年来,小众水果的“出圈”引发人们对新兴特色产品的关注,而小众水果是如何从地方资源变成走向全国市场的特色产业的?这引起了人们热烈的讨论。笔者尝试以贵州省刺梨的产业发展为对象,利用“二元社会”结构理论,分别从政府力量所代表的“伞式社会”和民间力量所代表的“蜂窝式社会”出发,梳理贵州省刺梨由山间野果变身百亿产业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贵州省刺梨产业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认为在刺梨产业形成之初,政府力量为产业的建立起到了直接的带动作用,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民间力量构建起紧密联系的蜂窝式产业结构,逐渐成为刺梨产业发展的主要支撑者,政府力量则从直接参与中慢慢脱离出来,为产业提供要素支持与宏观调控,二者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在产业发展中不断调整各自效用的发挥,共同推动刺梨产业平稳、快速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从“二元社会”结构视角看地方农业产业选择和产业链初步形成——以陕西省猕猴桃产业为例

文章采用“二元社会”结构“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概念的分析方法,以陕西省猕猴桃产业发展为例,分析地方产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并对官方“伞式社会”的不同层级:国家级、省级、地州级、县级、乡镇级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加以细分。通过对陕西省猕猴桃产业选择和产业链初步形成阶段的研究,发现各层级官方“伞式社会”力量和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在其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不同阶段发力的层级“伞式社会”力量和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是动态变化的。由此可见,地方农业产业在产业选择和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只有充分调动各层级“伞式社会”力量和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的积极性,结合“顶层设计+基层探索”,在各阶段找准各自的发力点,才能推动本区域农业产业像陕西省猕猴桃产业一样从地方特色水果发展成为具有国际辐射力的品牌水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从地方饮食到全国小吃的跨越式发展——“二元社会”结构视角下的化隆牛肉拉面

究竟是哪些力量推动了地方产业的发展?林毅夫、张维迎前些年就讨论过,林毅夫看重政府“看得见的手”,认为产业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政府扶持的产业政策才能够取得成功,而张维迎反对政府的产业政策,认为只要借助市场“看不见的手”,产业就足以推进创新和发展。地方性小吃产业的发展到底是政府的推动还是民间市场力量的推动,或是两者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为了更加深入地剖析地方性小吃产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的推动力量,笔者拟从一个新的视角即从“二元社会”结构(“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视角出发,并以化隆牛肉拉面为个例,深刻解析地方饮食最终发展成为全国性著名小吃的过程中的推动力量,以回应“林毅夫——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并根据化隆牛肉拉面的发展为其他地方性小吃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通过对化隆牛肉拉面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分析,笔者发现不管是林毅夫只强调政府的作用还是张维迎只强调民间市场的作用的观点都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在化隆牛肉拉面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和民间力量在不同的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单靠政府或者民间市场任何一方都是不可能成功的,正是两者的相互配合、相互作用才促使了化隆牛肉拉面成功从一个西北地方性小吃发展成为一项产业,甚至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海南鸡饭的“版权之争”:源自海南岛,还是新加坡、马来西亚

文章从海南鸡饭的起源之争入手,探究了近些年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关于海南鸡饭起源之说的不同版本,以及海南鸡饭与海南本土鸡饭的渊源。从“蜂窝式”社会结构看海南鸡饭的产生和发展,以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为视角,分析海南鸡饭在东南亚发展传承过程中结构和功能所发生的变化及其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海南鸡饭是一个“跨文化”的产物,有着海南侨乡饮食“南洋化”和南洋饮食“海南化”的特点。文化遗产在一个地区或国家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海上丝绸之路的海南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其在当下的作用明显不足。海南文化遗产在未来建设自由贸易港(区)过程中和在海上丝绸之路复兴过程中,都将发挥较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