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复议后行政诉讼适格被告问题探讨

中国行政复议后被告认定的法律规定具有特定的立法背景。由于行政复议体制的原因,司法解释的补充规定并没有改变行政复议的困境,反而出现了复议维持普遍化、复议不作为鲜有后顾之忧、复议不利变更禁止虚置等问题。在将行政复议界定为行政司法属性的基础上,确立原机关为被告的认定规则,客观认识行政复议决定的效力,坚持诉讼期间暂停执行的原则,有利于行政复议机关履行好复议职责。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关系的实定法探析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行政法上两种基本的救济制度和纠纷解决机制。纵观世界各国法制实践,在二者衔接关系上主要存在复议前置和自由选择两种基本模式。我国实定法所规定的衔接类型纷繁复杂,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关系设置上存在不足。做好两种救济机制的衔接配合,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遵循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取消行政终局裁判权,加强司法对行政的监督审查;确立以自由选择为原则、复议前置为例外的复议与诉讼衔接关系模式;顺应行政法治发展趋势,将特殊类型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和司法审查范围。

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之再思考

受具体国情的影响,各国立法有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的设置存在较大差别,并在总体上呈现出三种各具特色的模式;同时,公民权利有效救济的基准、司法与行政比较优势的发挥以及司法最终原则的贯彻也是各国制度演进所表现出的共性规律。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的设置缺乏统一标准,既无助于行政纠纷的及时化解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甚至还会引发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互侵蚀。应当在借鉴域外模式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取消行政复议终局型、重新设定行政复议前置型、严格限定迳行起诉型并大力推行自由选择型。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协调发展

新近因行政复议制度改革与行政诉讼法修改,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二者关系的基点,是行政复议的定位,特别是作为监督制度还是争议解决制度。在把行政复议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情况下,需要解决二者有无主次之分、有无衔接之必要,复议后被告确定需要做大调整,复议前置需要做小的变动。

“化解行政纠纷主渠道”定位下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新型关系

行政复议制度自建立以来没有发挥理想的功能,这是不争的事实。《行政复议法》修改正在加紧进行中,把行政复议打造成化解行政纠纷主渠道的定位已经十分明确。对一直延续至今的"当事人自由选择为原则,法定复议前置为例外"模式,学界的争论也一直未有停息。颠覆性地改变现有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关系模式是不现实的。原封不动地保持现有模式也是不可取的。在保持当事人自由选择为原则,复议前置为例外总体模式不变的情形下,通过扩大行政复议的前置范围,来适当限制当事人的自由选择。由《行政复议法》设置统一的标准,并明列复议前置的基本事项,同时以"法律规定的其他事项"作为复议前置的兜底条款。复议前置范围之外的,当事人可以选择行政复议,除法律明确规定复议终局的,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再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直接选择行政诉讼。尽可能减少复议终局情形,尤其要排除选择性复议终局的情形。以此来构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新型关系,同时推进行政复议自身制度的不断完善,以便有效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纠纷主渠道的功能。

我国税务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协作机制研究——基于税法普适性视角

本文以杭州九合公司商铺经营使用权转租收入引发的所得税纳税纠纷为例,从经济实质和税收法规条文层面对所得税计税基础进行分析,再从税法普适性角度对案例反映出的我国税务行政复议制度作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最后从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角度提出综合运用反馈机制和倒逼机制改进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协作体系。

论我国《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衔接与完善

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立法衔接的设置缺乏统一标准,既无助于行政纠纷及时化解和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甚至还会引发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互侵蚀。建议在借鉴国外模式经验的基础上,遵循《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衔接的共性规律,取消行政复议终局型、重新设定行政复议前置型、严格限定迳行起诉型并大力推行自由选择型。

行政复议前置:高等教育行政诉讼的制度选择

高校因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职权引起的行政争议,应当适用行政法予以解决,行政诉讼介入高等教育是大势所趋。教育专业性对大学自治的诉求,以及法院对司法成本激增的顾虑,是阻碍司法介入高等教育的双重难题。行政复议前置制度可以在保证解决教育争议的专业性和降低司法成本之间寻求平衡,能够为当事人权益提供有效救济,给教育系统内部纠错提供最后一次机会,使司法介入高等教育具有更大可行性。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关系的理论基础

认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关系,需要探寻学科外的理论基石。分权理论明确了两种权力的不同属性和各自应恪守的界限。权力制约理论在肯定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前提下,表明两种制度的衔接目的在于形成良性竞争机制。诉权理论以诉权自治为视角,以保障基本权利为目的,强调了救济制度顺畅衔接的必要性。撤除行政终局裁决的藩篱,认可司法裁决的终局效力,既是司法最终裁决理论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

论新《行政诉讼法》对《行政复议法》修改的影响

已实施的新《行政诉讼法》较旧《行政诉讼法》有了较大完善。而鉴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紧密关系,新《行政诉讼法》将对行政复议制度的定性、《行政复议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行政复议程序、行政复议决定的形式、行政复议受理方式等都产生较大影响。为此,《行政复议法》的修改必须结合新《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完善,以确保与新《行政诉讼法》相衔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在各国具有普遍性,并形成了共同特点。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不衔接表现在诸多方面,行政系统内部监督的定位、行政复议地位渐趋独立的意识增强、行政主导地位的体制影响、解决行政纠纷的需要是其主要原因。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机制的构建应凸显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争议中的特色,确立司法最终裁决原则。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衔接

根据我国现行立法,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不一致表现出有三大类案件不能纳入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导致部分行政权不能得到有效的司法监督。导致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立法技术上的缺陷,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长期的行政权的膨胀。然而依法治国方略意味着控权制度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所以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就应当一方面保障行政复议制度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监督权力,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的立法目的。

行政许可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的关系

本文论述了可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行政许可行为的范围,以及行政许可复议和诉讼的原告资格、范围,违法设定或规定行政许可的法律文件在复议和诉讼中的处理,行政许可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标准,行政许可中的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责任等问题。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的价值分析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我国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定制度,在我国《行政复议法》讨论修订之际研究两种制度的衔接问题,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证层面都具有重要价值:有利于大行政法体系的形成——行政法学研究方向和视野的新拓展,为建立大行政救济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有利于畅通当事人权利救济渠道——合理界定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边界,能够实现优化解纷资源之目的。

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受案范围上的衔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颁布，对现行行政复议制度有许多新发展，尤其在受案范围方面，对行政诉讼制度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新的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在受案范围上如何衔接，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我国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关系的思考

我国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的衔接，采取必经复议与选择复议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出自于税收争议的专业性和法院的压力等考虑，但它限制甚至剥夺了税务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的途径。专业性考虑和降低税收成本等不能以牺牲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为代价。

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对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现代行政救济的两项重要制度,两者既有本质的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在立法上有不同规定且又存在交叉,结果造成了两者在立法上、适用上的冲突,影响了行政救济制度的顺利施行,有损于法律体系的统一。针对两者的冲突及表现,应在解决立法和适应的冲突方面采取必要措施。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再探讨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纠纷的两种途径,两者基于各自的性质与特点均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制度均不健全,就两种救济途径来看,不仅自身有不完善之处,在衔接方面也有脱节的现象。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两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应符合限制权力、保护民权的社会发展趋势。

国土资源信息公开及其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问题探讨

大量国土资源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由政府信息公开引发。本文梳理2010年以来国土资源部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发现国土资源法律法规普及还不够,信息公开依法行政规范性不够。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加强宣传解读国土资源管理、政府信息公开、国土资源行政复议和国土资源行政应诉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充分利用国土资源督察成果,主动为公众提供更多国土资源工作信息;加强国土资源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教育,正确对待公众诉求,依法办理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的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