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公共行政学“身份危机”之新考量——基于“政治-行政二分”视角的思考

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基本信仰,其初衷是希望尽快地为行政学划定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以使其得以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由于学科发展初期的迫切需求,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效用被发挥到了极致,在公共行政实践中体现为对效率的偏爱,而将公平、正义等价值诉求遮蔽在一个易被遗忘的角落。但若因此便将二分法视为导致公共行政学陷入"身份危机"的原因,则是对二分法极不公允的评判,也是对公共行政先驱者们著作的误读。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由隐藏在政治-行政二分法之中的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始终难以化解的矛盾所导致的学科共识的缺乏,才是公共行政学陷入"身份危机"的根源所在。

西方“政治-行政二分法”对我国公务员分类管理的启示——兼论防治“一把手”腐败的新思路

西方国家在遵循"政治-行政二分"的基础上,普遍将公务员分为政务官与事务官两类,实行相对独立的分类任用、考核、监督与管理。此种分类方法一方面促进了国家政局稳定,另一方面对政治民主与行政效率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公务员分类管理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尤其是中共十三大为我国公务员分类管理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但无论是1993年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还是200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都没有延续党的十三大关于公务员实行政务官、事(业)务官的"二官"分类精神。因此,我们要充分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认真探究"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精髓及其在西方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中的有效应用,结合我国的国情,重新思考我国公务员分类与管理的现状与问题,在我国行政系统内构建上、下级责权对等、彼此制约,实现政务性公务员民主决策与事务性公务员科学执行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

乡镇政域农民参与社会治理保障机制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行政行为为视角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但参与治理的实际效果如何往往取决于乡镇政府能否为其提供相应的保障机制,而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又与乡镇政府马克思主义政治-行政行为有着正相关性。乡镇政府愈是重视农民参与,并能积极提供相应的保障机制,该政域的农民参与社会治理就会出现良序的状况,反之则会较为萧条。在治理保障机制的建构中,法律制度、社团组织、信息网络、资源经费和教育培训等五个方面的保障更为重要。

跨国公司的政治形态探析——基于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视角

跨国公司既是经济组织,也是政治组织,这是由其内在的政治-经济关系所决定的。跨国公司在参与政治过程、实现政治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形态。跨国公司因利益实现机制的差异表现为积极型、动员型、冷漠型和厌倦型四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不同的政治形态又决定了跨国公司的政治参与的策略选择和参与途径。除利益实现机制之外,跨国公司的政治形态还受到国家开放程度、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竞争能力等多维因素的影响。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又使得跨国公司表现出多元化和动态化的政治形态。

政治-行政二分的起源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学界普遍认为政治-行政二分理论对行政学的发展和政府管理体制的设计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反观历史发现,早期的行政学家并没有明确提出政治-行政二分,他们只是认为行政不同于政治,希望行政能够从纷乱的政党政治中摆脱出来,以更好提升软弱的国家行政能力;而对行政参与政策制定是默许的,因为这丝毫都不影响国家行政能力的提升。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美国进行了一系列提升国家行政能力的改革,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所以说,关于政治-行政二分理论,早期的行政学家关注的不是"分",而是"行政",也就是国家行政能力的提升,从而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清末民初我国对“政治-行政二分”思想的初步探索

"政治-行政二分"是确立行政学的思想基础。清末民初我国对这一思想有着一定的认识和分析。在预备立宪时期,改革派朝臣、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报人和学人等基于各自的立场,都不同程度地对"政治-行政二分""行政央-地二分"以及地方自治和政党政治等核心问题进行探讨。尽管传统行政体制的惯性、未遵循"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规律的改革、观念变迁的时滞、政党政治的不成熟等因素限制了研究的发展,但是清末民初我国对"政治-行政二分"思想的探讨,在行政思想史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行政管理专业本科阶段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研究——基于“理论—实践—科研”三位一体的思考

行政管理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根基,同时又要熟悉政府管理的实践,能够以理论为工具对实践进行分析、指导以推动实践的发展。行政管理专业的特点决定了该专业学生的培养必须多管齐下,要“理论—实践—科研”并重。夯实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理论根基是核心,丰富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实践经验是必要内容,创造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科研条件是重要补充。

早期公共行政研究的学理演进（1887-1926年）

早期公共行政研究（1887-1926年）是公共行政研究的源头和逻辑起点,只有对早期公共行政研究有着透彻的认识,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公共行政发展的来龙去脉。早期的公共行政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政治-行政二分;以问题解决为导向,把公共行政作为一个方法,而不是一门学科;坚信公共行政是一门科学;通过法律的视角来研究公共行政;采用分层分类的公共行政。这个时期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性,并为以后的公共行政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成果基础,但是由于视野的偏狭,无法产生系统的、全面的公共行政研究,更不可能产生公共行政这门学科。所以,1887-1926年是公共行政学的播种季节,而不是收获季节,收获的任务是由伦纳德·怀特完成,收获的成果就是怀特的行政科学思想。

卓越教师“三位一体”协同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玉林师范学院承优创新,顺势而为,抓住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关键和重点,构建"高校—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中小学校"协同育人平台,成立卓越教师实验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体系,改进和加强实践教学,开展教学教研活动,形成高校、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优质中小学三方共育、立体培养卓越教师的培养模式,并取得显著成效。玉林师范学院卓越教师"三位一体"协同培养模式的成效与经验在校内外得到广泛认同。

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张力与启示

作为公共行政学的思想理论基石,政治-行政二分法具有很强的范式张力、思想张力和实践张力。政治-行政二分法通过理想化的理论构想,对公共行政学范式发展和变迁起到独特的导示作用,通过提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互动的理论构想、协调重于分开的分协体系、功能主导机构的组织的思想,框定了公共行政发展变化和"钟摆"的范围。政治-行政二分法对公共行政学理论学习、学科发展和行政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应进一步强化历史实践意识、语境生态意识和追根溯源意识,走大学科之路、加强公共行政哲学的建设、形成公共行政学一些大的焦点问题,应遵循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基本精神和要旨,既保持政治对行政的适度控制,又使二者适当分开。

政治—行政二分法的隐忧:理论与方法

现代性是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产生的宏大叙事背景。假定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与现代性相契合且未发生变化,该范式引发了公共行政民主与效率的价值争论并主导了逻辑实证主义与规范性的研究路径。由此发生了政治—行政二分范式的隐忧,即公共行政理论外向拓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拘泥于规范性与逻辑实证主义并侧重于后者,导致实践中的公共行政日益陷入现代性困境而不自知。公共行政需要担当寻求人类社会终极价值的责任,进而在理论与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

论传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及消解

传统公共行政受合法性问题困扰由来已久,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形成于对代议民主制权力结构之上的现代理性官僚行政的持续改革中。传统公共行政以政治-行政二分作为其理论成立的根据,其官僚体制的特性使得民主与效率之间产生了深层对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各个层面冲击着传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表现为合法性危机。我们应该从深入理解合法性危机中学习如何巩固公共行政的合法权威。

行政问责力度的测量与分析:基于2003—2017年重特大矿难的数据

基于多源流理论,提出了行政问责力度的分析框架。借助官网提供的2003—2017年重特大矿难事故的追责数据,测量了行政问责力度的水平,检验了政治源流、成本-收益顾虑如何影响问责力度的形成。研究发现,第一,行政问责力度整体水平处于较轻、中等、偏重三个居中的等级;第二,事故吸睛度对问责力度产生同向影响;第三,职务层次间权力依赖与责任抵替性的权责分配格局导致追责高级职务层次会提升整体问责力度;第四,为了平衡培养官员的巨额成本、官员忠诚度与维护国家权威间的矛盾,严厉的问责力度向基层职务下沉。由此认为,行政问责力度不存在畸轻畸重的特点,回应社会的需要、政治系统重视程度、行政发包模式以及管理成本的考虑使其弹性范围在较轻到偏重之间调整,这一结果在达到宏观理性的同时损失了微观层面的公平价值。研究为理解行政问责力度的形成增辟了视角,但是还需要寻找新的影响因素完善理论模型,在其他问责领域被验证。

是中央控制,还是地方独立——政治影响下的财政分权检验

本文以收入、支出、自主三种财政分权指标为因变量,引入来源于中央委员的地区政治影响力指标,考察了我国还极少研究的财政分权决定因素。政治影响力对财政分权发挥直接的负向作用,这表明中央借助中央委员的政治权力影响,使财政资源向中央集中。政治影响力对行政政府和行政官员发挥间接型的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行政力量在关联政治权力的激励和保障下,能够为地方攫取到更多财政资源。这些证据表明,推进财政等分权改革,优化中央—地方关系,不能忽视深层次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学中二次二分法的兴起与发展

政治-行政二分法一直是行政学中的经典理论,长期以来,其效率至上的主张对行政学界的主流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后工业时代后,行政实践催生了政策分析、流程再造、绩效评估、危机管理、电子政务等新型管理工具,使得行政学产生了第二次二分,即管理工具与管理技能相分离,这个新的分离促进了管理工具的发展,促进了工具本身的革新。而对于管理工具的熟练掌握与运用,也促进了行政人员管理技能的提高与思想的转变,使其专注于提高工作效率与公众满意度,促进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助力于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后现代行政责任的基础框架——从二分法到治理网络

政治-行政二分法长期以来被视为行政的逻辑起点,与此相应的传统行政责任机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陷入困境。在后二分法时代,社会自反性日趋明显,政治、行政与民主均发生了极大的变迁,治理网络理论正取代二分法成为责任机制的理论基础,建构新的责任机制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应当确立以"有效性"为核心的应责网络机制,重视应责的情境化动态性、确立复合化的应责价值体系。

公共行政学内涵再定位——基于学科交叉视角的分析

自威尔逊以来关于政治-行政二分法争论的意义在于,划清政治与行政的界线以便为公共行政学寻找赖以存在的基础。从争论的过程看,政治与行政的划分并不能有效实现,因此不能很好地为公共行政学提供理论基础。政治学研究中的政治管理似乎是公共行政的核心内容,这是政治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因此,合理的推论应该是,公共行政学应该是政治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所以,公共行政学在理论基础似乎不是从政治-行政二分法中寻找,不是从其与政治学的决裂中寻找,而应从政治学与管理学的结合中寻找。

发掘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内涵——二战后公共行政研究的理论检讨与反思

"二战"之后,公共行政研究进入了理论检讨与反思的阶段,一大批拥有战时美国联邦政府就职经历的学者成长为公共行政学术研究的主力军,并根据其实践经验而在公共行政研究中作出了新的理论发现。首先,作为许多战时政策与政治活动的实际参与者发现了公共行政是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并因此而对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产生怀疑甚至作出否定;其次,他们在认识到了公共行政的政治属性之后而对公共行政的"价值无涉"观点提出否定,要求公共行政以明确的价值追求为宗旨;最后,无论是公共行政的实践还是研究,都表现出了开放性的特征,在实践上,由于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了政治过程而更多地面向研究者开放,在研究中则与其他学科开展越来越多的互动,从而使公共行政的发展进入一个公共性与开放性同步增长的时代。

论功能分析法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应用

功能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公共行政研究也不例外。本文在对功能分析作了一个概述后,重点研究了功能分析方法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应用,一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另一个是官僚制的负功能分析。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遭到严厉的批评,但对于理解公共行政研究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对官僚制的负功能分析将为修正官僚制提供某些重要的理论启示。

行政再政治化:美国城市经理制的专业主义及历史变奏

19世纪末20世纪初,借鉴商业化模式的有益经验,美国公共行政领域以专业主义为基点,创立政治-行政二分法。基于该理论,进步主义者们发起市政改革运动,城市经理制应运而生。与传统市长制不同,城市经理制在市议会的政治控制下具有科层管理、行政至上、专业本位等商业特征,将城市公司化,以“去政治化”达到提升治理效率的目的。伴随美国城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城市经理制有“再政治化”的发展趋向,行政与政治之间再度“融合”,尤其在民意代表性问题上,城市经理与社区之间开始建立紧密联系,对政治-行政二分法构成了挑战。有必要指出的是,行政再政治化并非复古的历史循环,其所显化出有别于传统二分法的新特性,需从专业主义视角重新审视,以更新二分法的内涵与解释向度。通过省思行政与政治关系的变与常,能够为当下公共行政看待政社关系提供理论突破。美国城市经理制的历史经验,亦能为中国城市治理提供域外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