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状态下“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及治理路径

危机状态下,“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和具体的执行行动异于常态:“街头官僚”面对上级的行政压力,常依据个人利益和个人偏好、依据现实情境和关系网络的差异而做出响应,其行动逻辑倾向表现为“避责”基础上“邀功”;“街头官僚”面向公众时自由裁量权呈现扩张的趋势,再加之公众监督的弱化甚或缺失,其执行行动往往越出应有的“边界”,并因此引发网络舆论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失范。社区自治与自治性的社会权利会受到权力和法律的限制、削减乃至暂时中止,这就要求在道德自律的基础上制定适当的规则来控制自由裁量权力的扩张和滥用。因此,只有明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力的边界,给予适当的激励机制,强化以公众监督为主体的外部监督,方可有效防范“街头官僚”执行行动的错误与危害。

“街头官僚”在政策执行中的行动逻辑与责任控制

利普斯基(M·Lipsky)把"街头官僚"定义为在公共部门直接面对民众、具有政策判断力的人员,而中国土壤上的"街头官僚"主要是"镇头官僚",他们是指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人员。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具有选择执行、替代执行、敷衍执行三种独特的行动逻辑。为有效防控他们在政策执行时滥用权力,本人从"镇头官僚"自身、基层政府组织和公民的角度出发,就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落实"镇头官僚"责任追究制,监督"镇头官僚"的政策执行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街头官僚”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街头官僚"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建服务型政府过程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充分了解"街头官僚"作为政府部门最直接、最基层与群众接触最密切的特点和作用对建设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意义。

公众如何评价“街头官僚”的热情和能力?——兼论中国情境下公共管理复制实验的本土化问题

公众如何评价不同类型“街头官僚”的热情和能力?欧洲情境下的调查实验结果在中国能否得以验证?基于“推广与扩展”复制实验的设计原则,在中国情境下复制了Boer在荷兰进行的调查实验,随机选取1182名调查对象,通过两个调查实验,检验中国情境下公众对不同核心任务“街头官僚”在热情和能力特性感知上的差异。实验结果显示:(1)中国情境下公众会依据“街头官僚”核心任务的差异而对其进行分类,但与原实验不同,公众将“街头官僚”分为了两类而非三类,即服务导向型“街头官僚”与服务和监管并重型的“街头官僚”,原实验中还包含了监管导向型“街头官僚”。(2)中国情境下服务导向的“街头官僚”被认为更富有热情,而在能力维度两类“街头官僚”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当删除服务和监管并重型“街头官僚”中的城管样本后研究结果出现了反转,这意味着对不同“街头官僚”职业的选取可能会对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原实验发现,监管导向的“街头官僚”被认为最缺乏热情和能力,但其他两类“街头官僚”的热情和能力评价均无显著差异。(3)公众对“街头官僚”特性的评价并未受到其性别的影响,而在原实验中,“街头官僚”的性别对其热情评价产生了影响,与男性“街头官僚”相比,女性“街头官僚”被认为更富有热情。论文进一步从概念、理论和工具三个层面讨论了复制实验应用于中国情境下的本土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