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中源说”与中国接受西学的初始心态

西学作为一种新事物,国人的接受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西方文化自明代大量传入时起,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浓厚兴趣,但同时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西学中源＂思想,是清代阐述中、西学关系的主要论调。＂西学中源说＂,一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偏见。＂西学中源说＂与清代尚古之风互相呼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西学中的科学精神进入中国的通途就此阻塞。就在我们认为西方科技是＂暗伤王化＂的＂奇巧淫技＂、醉心于乾嘉汉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的萌芽已悄然萌发,从此,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日渐加大。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分析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可以看出,这一思潮实际上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经学方法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必然产物。按照经学方法,所有学问,无论是儒学还是科学,都被认为来源于中国古代经典,因此,西方科学也不可能例外。这也许就是"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在文化上的主要原因。

论阮元“西学中源”说的考据特色

阮元为学继承由汉学皖派戴震开创的训诂以明义理的考据学风,并取得巨大成就。他对天文历算等学问也予以关注,在肯定西学先进的同时,又力持所谓"西学中源"说。在他看来,西学与中学都源自中国古学,发明、阐扬中国古学才是应取的态度。他以"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论证,使之具有典型的考据学特色。

“西学中源”说研究述论

"西学中源"说是中西文化在交流、接触初期产生的一种文化观,虽然这种文化观是国人在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尊心的刺激作用下产生的一种不尽合理的观点,但从另一角度看,它的形成也体现了中国人对西学由原来的排斥到接触并进一步汲取的转变历程。

“西学中源”说新评

关于“西学中源”说的讨论由来已久 ,为数不少的学人对其持否定态度。就“西学中源”说的源起时间而言 ,也众说不一。该文对“西学中源”说的源起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 ,作者通过阐述“西学中源”说在晚清的发展变化过程 ,论证了“西学中源”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曾经产生过的历史作用 ,并给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从《劝学篇》看“西学中源”说的发展演化

从明末清初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几百年里,随着西方学术的传入,在处理西学与中学的关系上,曾出现过多种学说,＂西学中源＂就是在这中西交汇中产生的其中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往的学者往往主要从明末清初和洋务时期两个阶段来分析研究这种文化现象,而在戊戌变法时期＂西学中源＂说仍有一定的体现,并呈现了不同的特点,本文试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切入点,对＂西学中源＂说及其演化特点加以说明。

试论薛福成“西学中源”思想特色

薛福成是近代洋务改革派、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著名外交家。作为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人物,他一生秉持"西学中源"说,有鲜明的思想特色。这一思想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充分自信,他认为西方强盛之由在中国有据可查,中国要做的是"考旧知新"。

“西学中源”与明清社会文化心态

“西学中源”与明清社会文化心态张增一从明末清初开始，中西两种伟大的文化正面相遇了。与此同时，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西学中源”的说法，并在清末广为流行。关于这种说法是否正确，随着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入，现在已无需回答，但它留给我们的问题至今仍令人...

天儒同异: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学说述评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中国和西方搭建了一座文化桥梁。同时也开始了最初的文化冲突。由利玛窦和中国士大夫分别提出的“中学西源”和“西学中源”两种完全相反的学说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明末“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极力主张“会通”与“超胜”，使我们从中看到了比较健康的文化心态。

天旋、岁差与中西之争——清代科学思想史的一条线索

明清之际西方岁差的"恒星东移"解释传入中国,引爆了激烈的中西论争。梅文鼎通过对历算史的重构将"恒星东移"纳入中法范式,但分歧并未就此消弭。安清翘通过解构西学、回归中学,将"恒星东移"从中学体系剔除出去,同时对"西学中源说"提出了系统性的批评。令人深思的是,梅文鼎倡导"西学中源说"是以默认西学优于中学为隐含前提,安清翘批评"西学中源说"则以否定西学优于中学为预设基础,立论虽然不同,但目标却出奇的一致,即发扬传统以求超胜!就中学的维护和弘扬而言,"西学中源"的解构者安清翘甚至比倡导者梅文鼎更坚决、更彻底。岁差与中西之争的表象之下,隐含着当时受到西学影响而升华的中国传统天旋模式之争这一深刻背景。三者复杂纠缠、整体联动,刻画出有清一代科学思想史的一条清晰而重要的线索。

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关于岁差理论之争议与解释

关于岁差,古代中国和西方天文学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天文学分"天自为天,岁自为岁",认为是黄道沿赤道的西滑导致了冬至点的西退,从而致使"天周"与"岁周"不同。中国传统天文学中,岁差只是一个历法概念。而古代西方天文学则继承了古希腊传统,将岁差解释为"恒星东移"的结果。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引入与中国传统岁差理论截然不同的"恒星东移"之论。当时恰逢"中西历争",为争夺钦天监控制权,奉教天文学家和保守士人之间曾发生激烈争斗,而由西方传入的"恒星东移"之论曾卷入这场争论当中。文章试图以"中西历争"为线索讨论当时不同背景中的士人或历算家关于此论的争议与解释。通过考察发现:"中西历争"之中,奉教天文学家藉此论宣扬西法之优越,保守士人则将其作为抨击奉教天文学家的主要着力点之一。而当时一些志在"会通中西"的历算学者对此却持一个较宽容的态度。在"西学中源"说这一背景之下,梅文鼎等又通过历算史重构的方式将"恒星东移"之论纳入到传统的"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框架之中。

戊戌维新时期“西学中源”说的论争

戊戌维新时期,"西学中源"说成为思想界论争的一个重要话题。众多倡导者出于不同目的演绎出各种不同的版本,把"西学中源"说推向高潮。同时,它的合理性也受到有识之士的质疑,严复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基本上厘清了"西学"与"中学"的关系。这些论争引发了先进思想家们对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些错误观念的批评和反思,推动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乃至政治观念的革新。

梅文鼎的中西文化观

明末,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带来了欧洲的科学技艺、中国社会对新奇的西学反应不一.株守旧学者态度据傲,指责西学为荒诞不经之异学,不合中国圣贤之经传,大有灭此朝食之慨.开通之士认为西学多有高明之处,主张学习.其中,一类鄙薄中国科技以为不足道,唯西学是从;一类则认为中国科技有其所长,提出“会通”中西之学.梅文鼎使是一位著名的会通论者.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是清初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之一.少年时有神童之誉,熟读经史,兼习中国传统的天文数学.30岁以前,在历算方面已有相当造诣.37岁时第一次从朋友处获知一些西方数学知识,引发了他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趣,从此他多方搜求西方科技书籍,认真阅读.1875年在参加考举人的乡试时,“得泰西历算书盈尺,穷日夜不舍”,功名二字被置于脑后.他在长期钻研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

论王韬的西学教育思想

王韬以“西学中源”说为内在根据论证了学习西学的必要性。学习西学的原则是“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学习西学的内容包括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学习西学的方式则是请进来和走出去。

薛福成和“西学中源”说

从上世纪60年代起直至本世纪40年代,以实现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为目标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持续了90个年头.其间由于外来侵略的加剧,国内守旧势力和革新势力的反复较量,阶级关系的变动,现代化的道路,经过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直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等等历史阶段的转换,堪称一波三折,但最终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和这一过程相应,作为这一社会激变的反映,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环绕着中西文化问题,守旧和革新双方进行了反复的论战.众多的论者踏上讲台,摇唇鼓舌,献可替否,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是近代思想史中极为绚烂的章节.这一思想演变过程,随着认识的进步和提高,因其内容的侧重点的转移,有中体西用论之与国粹论、西化论之与中西互补论、全盘西化论之与中国本位论等等几大战役,呈现论战的阶段性.“西学中源”说出现在论战的第一阶段,但其余音袅袅,有时不免还有回响.

罗应旒《敬呈管见折》的思想价值

《敬呈管见折》是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1879年7月23日所上的一件有影响的奏折.当时清廷不仅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对于罗折“妥筹具奏”,而且时隔不久,8月5日便有谕旨“罗应旒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委”.

论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科学思想

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救亡与启蒙的亟需,在西学东渐的新文化波涛上荡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双桨.他们不仅在科学的精神、理念和方法上主张以“新学”来“新心”而造就“新民”,而且对自西徂东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医学、生物学等科学门类都有划时代的传输.尽管他们的科学思想仍受着“托古改制”或“仿洋改制”的历史局限,但是他们在以民主反专制的同时又能以科学反蒙昧,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创造转型的基础和中华民族觉醒的标志,又是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滥觞.学史可以明智.研究这一问题,对理解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思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颇有资鉴作用.

“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中体西用”论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演进过程作了新的探索。文章认为,“中体西用”虽以“中学为体”,但其着重点在提倡“西用”,确认西学辅助作用之价值,强调引进西学的必要。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体西用”文化观论式的内容也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中学的内含越来越小,西学的范围则日益扩大,层次日益深入。到19世纪80—90年代,当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提出仿照西法进行政教法度的全面改革的要求,西学的扩充达到这种理论形式难以容纳的地步,“中体西用”论便渐渐变成了妨碍着从“大本大原”处学习西学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