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为用”之独重对“中学为用”的逼显——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

历史地看,西学东渐使得"体用"之争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出现过"全盘西化"、"中体西用"、"中学之体开出西学之用"和"西体中用"等多种主张。比较地看,这些主张均表现出对"西学为用"的独重和对"中学为用"的轻忽。哲学地看,"人己"、"人我"和"天人"成为我们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三大课题。面对这三大课题,对"中学为用"的呼唤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就"中学为用"的实质来看,依着儒家的基本理路,其主要脉络在"主体之门的开显"。"解铃还需系铃人","主体之门的开显"是化解上述三大课题的根本。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分析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可以看出,这一思潮实际上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经学方法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必然产物。按照经学方法,所有学问,无论是儒学还是科学,都被认为来源于中国古代经典,因此,西方科学也不可能例外。这也许就是"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在文化上的主要原因。

论江永与西学

在清代数学和天文学史上,关于江永对待西学的态度及其贡献,历来颇有争议。及身而至的便有梅瑴成的不满、钱大昕的批评,其后更有钱熙祚的指责、钱宝琮的肯定。综观后人评说,大半出于政治立场的批评,而较少出于学术层面的求实评价。其中,"三钱"对江永的评判,就代表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意识。文章通过江永《翼梅》对梅文鼎学术的批评与总结,借以纠正人们对江永与梅文鼎关系的误解,进而发掘出江氏在清代天算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并由此探讨"西学东渐"时期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困境和应对策略。

论戴震与西学

戴震是乾嘉学术的杰出代表,他从徽州乡野来到京师后,以素衣秀才的身份在很短时间内就"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其学术何以迅速得到认同,是当今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问题。文章通过梅文鼎、梅瑴成、江永、戴震等对待西学问题的考察,说明戴震在前人的基础上以"中学"替换"西学"的特有方式,使人耳目一新。其学术地位的迅速确立,与他在"西学东渐"的学术变革时期,适时地顺应了朝廷的文化心态有关,由此也凸显了传统士大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应对。

黄遵宪与晚清“西学墨源”论

纵观黄遵宪一生学术文化思想,"西学墨源"论实奠其基。其以韩愈"孔墨相济"说倡导"大开门户,容纳新学",同时以孔墨对应中西,主张效法西方科技政制而保存中国传统伦理,以传统道器之辩安置中西主次位置。"西学墨源"论虽然成为黄遵宪接引西学、宣传维新变法的理论利器,但终走不出晚清"中体西用"文化保守主义的巢臼。其学术文化观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晚清士人在中西冲突的剧变环境里依违两难、进退失据的矛盾心境。

戴震“西学中源”思想探讨

西学东渐之时,清代学者对待西学的态度不一。戴震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有为"思想和大一统观念,在对待西学问题上,更是有着"天朝大国"的优越感。他凭借自己扎实的考证功力,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促进了"西学中源"说的发展和成熟。戴震虽然坚持"西学中源"说,但对西学并不鄙视和排斥,他的"西学中源"观因此比前人更为具体和实在。戴震以中学为标准来检验西学源流,未能以理性思维来审视和评判文化传播的相互影响和交流,使人们难以真正认识西方文化的精华,从而导致中学的夜郎自大,其狭隘偏颇的保守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文化本位观及其西学来源于中土的实证结果,当时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消除国人对西学的戒心与排斥,有利于西学的传播。

比较视野中之晚清“西学中源”与“中体西用”文化观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是盛行于晚清思想界两种影响较大的中西文化观。这两种文化观产生的背景、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式方法、思想特色、客观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一致性的地方,同时也有不同之处,通过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深化对这两种文化观的认识。

从西学“中国化”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这里所说的“西学”一词,是一个泛称,最早出自17世纪初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撰述的一本书的书名：《西学凡》.这是相对于“中学”而言的泛指西方学术的一个术语,其中就包含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西方哲学、神学等重要思想.这种介绍伴随语言翻译而出现了大量的新学术用语,形成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乃至碰撞,历史上称之为“西学东渐”的现象.

“西学中源说”与中国接受西学的初始心态

西学作为一种新事物,国人的接受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西方文化自明代大量传入时起,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浓厚兴趣,但同时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西学中源＂思想,是清代阐述中、西学关系的主要论调。＂西学中源说＂,一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偏见。＂西学中源说＂与清代尚古之风互相呼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西学中的科学精神进入中国的通途就此阻塞。就在我们认为西方科技是＂暗伤王化＂的＂奇巧淫技＂、醉心于乾嘉汉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的萌芽已悄然萌发,从此,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日渐加大。

从“西学中源”到“执中鉴西”——进化论与近代中国人理想社会追求的范式转变

在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进攻下,近代中国形成了"西学中源"论。随着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从历史大趋势上认识中国的发展,形成了"执中鉴西"的思维方式。这种转变是一种"范式转变",它不仅使人们对中西方关系的认识建立在了历史进化之上,而且使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求索从歌颂过去转向了追求未来,在判断资本主义中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贯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文化前提。

不同的道路,共同的目标——从“西学中”开始的思考

中医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和载体,具有与西医学同等的科学与文化地位。因为不同的哲学基础和发展背景,中医主要代表和体现了辅助与唤醒生命自身功能的治疗理念和方法,西医则更多的是参与和替代。两者虽然道路不同,但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相同的,就是共同探索人类医学的终极真理。根据当前中西医结合的实际水平,"纯西医,西学中,纯中医,中学西"这四种力量,"四架马车"紧密合作,最终实现中西医真正融合的发展模式。

新时代背景下“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的实践与思考——以厦门“西学中”培训班为例

以福建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厦门市卫生计生委合作举办的厦门“西学中”培训班为例,探索在新时代背景下“西学中”培训的实践,丰富“西学中”的培训模式,思考并展望“西学中”培训发展前景。

黄遵宪“西学墨源”论评析

"西学墨源"论是黄遵宪的一个重要思想,深刻地折射了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晚清士大夫阶层复杂矛盾的文化心态。该思想是在十九世纪末中西文化碰撞的过程中,融西贯中、以西学为真理的情形下提出的。它强烈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一种民族的文化自觉心态。它的背后,凸显出民族文化的自尊与自信。只有客观分析,才能追寻"西学墨源"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

论阮元“西学中源”说的考据特色

阮元为学继承由汉学皖派戴震开创的训诂以明义理的考据学风,并取得巨大成就。他对天文历算等学问也予以关注,在肯定西学先进的同时,又力持所谓"西学中源"说。在他看来,西学与中学都源自中国古学,发明、阐扬中国古学才是应取的态度。他以"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论证,使之具有典型的考据学特色。

“马学”“西学”“国学”的辩证逻辑分析

《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这篇文章,不仅梳理了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误区和问题,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厘清和驳斥。该文在回应争议和误区的同时,通过严密的理论逻辑提出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发展所需要遵循的若干学术原则,尤其是“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核心原则,阐明了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中最为关键、最具决定性的内容,即以何为主导、以何为补充、以何为根本的问题。该文不仅系统阐述了马学、西学、国学三大知识体系的作用定位和价值取向,也论证了在此基础上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发展的实践路径——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并进行综合创新。

试论薛福成“西学中源”思想特色

薛福成是近代洋务改革派、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著名外交家。作为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人物,他一生秉持"西学中源"说,有鲜明的思想特色。这一思想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充分自信,他认为西方强盛之由在中国有据可查,中国要做的是"考旧知新"。

“西学中源”说研究述论

"西学中源"说是中西文化在交流、接触初期产生的一种文化观,虽然这种文化观是国人在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尊心的刺激作用下产生的一种不尽合理的观点,但从另一角度看,它的形成也体现了中国人对西学由原来的排斥到接触并进一步汲取的转变历程。

“西学中源”说新评

关于“西学中源”说的讨论由来已久 ,为数不少的学人对其持否定态度。就“西学中源”说的源起时间而言 ,也众说不一。该文对“西学中源”说的源起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 ,作者通过阐述“西学中源”说在晚清的发展变化过程 ,论证了“西学中源”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曾经产生过的历史作用 ,并给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