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西洋镜——清末所见西安府城北院与南院衙署及其园林探微

北院衙门与南院衙门是清代西安府城中规制最高的两座衙署建筑群,亦为1900年庚子国难时清室“西狩”的驻跸之所。虽然此二者故址今日仍为政府驻地,但其历史建筑已基本被当代建筑所取代。文章以发掘、研读、辨析清末至民国时期西方人的笔记、照片作为关键支撑,结合本土地方志,尝试梳理并厘清清末所见北院与南院衙门历代沿袭的历史脉络,初步解读其内部建筑及园林的格局状貌,分析其在塑造城市空间结构层面的作用。研究试图展示清代西安的衙署建筑类型,揭示西安城市发展的一个历史维度,并为清代衙署建筑及其园林研究提供一组案例。同时也希望为西安老城的建筑风貌、空间格局、文化脉络、身份定位的认知、保护和复兴提供参考。

论毛泽东“西医学中医”批示的认识论基础及其当代启示

“西医学中医”是毛泽东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医学学科改革方式,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医学领域的运用和实践。“西医学中医”的认识基础首先是毛泽东个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肯定,并将之推广到中国传统医学的中医领域。同时,新中国成立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及,使医学工作者能够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哲学基础之上改造中、西医学各自的基础理论,并走向融合统一。唯物主义一元论和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关于西医学中医思想的认识基点和认识方法,是“新医学”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西医学中医的思想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医以维护人民健康的先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应用探索了先路。

从“西来说”“东来说”到“土著说”——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中民族起源观的变迁

社会变革和学术进展无疑是影响乃至推动学校历史教育发展的两个重要的因素。这历史教育的基本原理之一。当前的学校历史教育如此，即便是清末民国时期的学校历史教育亦概莫能外。笔者以民国时期历史教科秘书中民族起源问题为论述的切入点，旨在通过“纵”的历史考察，探讨国人民族起源观的变迁，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这一基本原理的认识，同时希望能对当前的学校历史教育有所借鉴。

杂种小麦“西杂一号”高效制种技术的研究Ⅰ.行比播幅的配置

通过对 1 2种行比与播幅的研究发现 ,在一定的播幅范围内 ,西杂一号母本异交结实率和行比关系不大 ,而与播幅关系密切 ,有随母本播幅增加而降低的趋势 ;西杂一号制种田的母本播幅不超过 1 .8m时 ,两行父本提供的花粉量就可以满足需求 ,在此范围内 ,父本播幅的增加对提高异交结实率作用不十分显著。通过回归分析求得“西杂一号”制种产量大于 5 2 5 0 kg/ hm2 的父母本比例范围为 0 .1～ 0 .5 ;并得出在关中灌区 ,西杂一号制种田以选择 2行父本、6～

“西三角”经济圈与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研究

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与实施需要相应的增长极作为平台和支撑。本文研究了打造西部经济增长极的内在必要性及"西三角经济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现实可行性,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与实证的支撑。

基于承接产业转移的“西三角”区域竞争力研究

文章在建立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西三角"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经济区2011年的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价。通过对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及环境竞争力等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了承接产业转移,提升"西三角"区域竞争力等对策建议。

“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初探

大西南“三角洲”经济区(即“西三角”)的概念,是随着三峡工程的蓄水通航而被一些外国商会组织和跨国公司提出的。这个思路很新颖,但是这种模式有无现实意义,是否具备可行性,如果有可能实现又该如何去促进它的实现和发展壮大,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本文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初步探索。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传承与创新——以西北工业大学为例

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中心和基础性工作,基于历史观点、政治要求与时代特征讨论人才培养的初心使命,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探究人才培养“西工大现象”的成因与挑战,从办学理念出发构建谱写“西工大现象”新篇章的“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从发展维度分析“西工大现象”的学科专业建设动能,提升学科建设水平,推进一流专业建设,拓展开放办学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西三角”经济圈:一个文献综述

如何通过"西三角"经济圈的发展以及城市集群的扩散和辐射效应,尽快缩小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均衡发展,消除区域不平衡格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学术界和政策层面面临的共同课题。在对大量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发现,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对"西三角"经济圈的构建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另外,学术界也对构建"西三角"经济圈的意义、可行性、路径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秦岭南北共建“西三角” 打造中国第四增长极

中国区域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东西互动、南北争雄的新阶段。如果大西北与大西南密切协作,共建以重庆、成都、西安为支点的秦岭南北"西三角",才能够在黄河、渭河、长江、汉水的上游挺起西部的脊梁,铸就西部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从而打造出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并驾齐驱的中国第四增长极。

“西三角”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辐射力的比较与启示——以陕南为例

研究区域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力对于周边地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对"西三角"中心城市对陕南经济辐射力的比较,发现对陕南整体而言,西安对陕南的经济辐射强度最大,重庆次之,成都最弱;分开来看,西安对商洛的辐射最强,汉中、安康较弱;而成都对汉中、重庆对安康的经济辐射也十分有限。因此,建议汉中、安康要积极主动融入关中经济圈;汉中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实现内源式突破发展;对陕南可以考虑优先发展商洛带动陕南整体发展,与此同时,要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改善"西三角"交通条件。

“西三角经济圈”府际信任的机制构建

以重庆、成都、西安构成的西部三角地区要发展成为内陆的增长极,需要政府之间密切的合作,而相互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是信任,府际信任是政府间进行有效合作的关键。本文从六个方面探讨了建立府际合作的机制问题。

我国“西三角”经济圈金融与财政支农的经济效应

金融、财政支农水平提升有利于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以市场主导的金融支农效率高于以计划主导的财政支农效率。利用"川、陕、渝"三地1985—2008年的时序数据,对金融、财政支农的经济效应从农村产值、粮食产量、农民收入三个维度进行实证研究,实证分析的结果支持了理论假说。最后,提出应进一步优化金融支农的结构功能和制度安排,提升金融支农力度,同时扩大财政支农中生产性支出比重,提高财政支农的效率。

“西三角”区域旅游联动及一体化开发模式研究

文章以“点-轴”理论、“核心-边缘”理论以及旅游空间结构理论等为依据,对“西三角”经济圈中旅游区域协同和空间一体化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以成都、重庆、西安为三个增长极,以西成高铁、成渝高铁、西渝高铁为三轴,以自然生态、历史遗迹、民俗文化、都市休闲为内容的“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开发模式。同时,由西安往北、重庆往东、成都往西三个方向,拓展出“西三角”的外向空间。从旅游资源错位开发、旅游产品及线路一体化和旅游区域合作协同三个方面提出“西三角”区域旅游发展路径及建议。

“西三角”经济圈地方政府间合作关系的构建

地方政府间合作已成为各国政府行政改革的共同趋势之一,也成为我国区域发展和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径。只有通过川、渝、陕各级地方政府间广泛而深入的合作,"西三角"经济圈才能由美好构想变为现实。

“南”、“北”为什么可与东、西“通”?

清人顾祖禹在回答阎若璩提出的有关历史地理的问题时说:"凡地理,言‘南’可与东通,言‘北’可与西通……余自是触处洞然。"可是"南"、"北"为什么可与东、西相通呢?阎若璩没有进一步问,即便问,估计顾祖禹也不一定能回答上来。何新先生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也不得要领。其实,北半球回归线以北的人类主要族群都曾使用过一种依照面对日出方向朝阳者的体位确定四方的方式及其确定的A、B两种类型四方概念。其中,B种类型四方概念恰好以"南"(即今之东)为四方之首,连称则为"南"(=东)、"西"(=南)、"北"(=西)、"东"(=北),故"南"、"北"可与东、西通。

义和团运动中的王文韶——兼论庚子年诸政事

义和团运动时期,王文韶是身兼枢、译两署的重臣,亲历亲闻了京中种种纷纭乱象。运动于京、津初兴时,王文韶的态度以韬晦为主,并不公开表态。至庚子年五月下旬,中外开衅已箭在弦上,王文韶终在御前会议上诤言入对。此举使其立时成为载漪、刚毅等保守势力铲除的目标,幸得慈禧、荣禄搭救,才免遭大难。由此亦可见,尽管载漪一派已如日中天,且控制了京畿防务,但慈禧不欲顾此失彼,而是在军机处与军务处系统中施行平衡之策。“西狩”启动之时,王文韶携军机大印艰难追扈三日,才与两宫会合,成为“西狩”前期最重要的枢臣,于维持行在政务、传递行在动态、参与电讯机制建设、主持“户政”及西北赈灾事务等诸端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王文韶在中枢与鹿传霖之间围绕夏震武弹劾案、“幸陕”、人事、俄约、回銮等问题上的矛盾,生动凸显了其政治领地意识,以及与盛宣怀的深刻联结,隐约可见“南北之争”的余绪。

“西游戏”传播特征论略

在"西游戏"传播研究中,学者往往夸大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对"西游戏"的影响。通过对历代"西游戏"文献的分析发现,在传播过程中,受小说影响"西游戏"剧目虽然呈阶段性演进,但剧本并未严守小说窠臼,而是在内容上不断创新。在传承选择上,因艺术特质相同,更倾向于向同题材戏曲剧本而非小说中吸收养份。而官方意志的介入,则使得戏曲改编完全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载体。因此可以说与"西游故事"文本传播相并立,戏曲传播也具有自己独立的传播体系和传播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