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的体制机制创新——基于“结构-功能-行动”的分析框架

一个好的教育评价体系能够把准教育发展的方向,为教育强国提供发展动力。以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及其AGIL社会行动结构模型为框架,分析认为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体制机制创新的整体结构应当包括坚持党对教育工作评价领导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在评价过程中,党委和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评价的适应功能、目标实现功能、整合功能和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的体制机制创新应从把握正确方向、厘清科学性质、整合数据资源、回归本体功能等方面形成合力,营造引领教育改革发展方向的良好生态。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应急动员的“结构-行动”逻辑及效能提升策略

应急动员是有效应对城市社区复杂多样社会风险的关键路径,基层党组织在我国城市社区应急动员中发挥着引领作用。基于嵌入理论与结构化理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应急动员的“结构-行动”逻辑得以构建。基层党组织通过全面嵌入社区治理的组织架构,实现城市社区应急动员中党建引领的行动力与整合力。具体来说,在城市社区应急动员中,通过基层组织建设、社区应急管理制度贯通与社区多元行动者整合,基层党组织实现了社区应急动员的结构性嵌入,这种结构性嵌入使社区价值同构、社区应急制度、专业人才与管理技术下沉等一系列党建引领下的基层应急行动得以可能。通过对我国七地市(自治州)八个街道办下辖若干城市社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与实地调研可以发现,组织架构不健全、情感动员不足、行动能力欠缺造成了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应急动员的结构悬浮化、行动刚性化、效能弱化等“结构-行动”困境。对此,应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有力实施城市社区应急动员的组织整合、价值同构、制度优化、人才吸纳与数字赋能等提升策略,推进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应急动员的效能提升。

“行动-媒介-结构”:一种媒介社会学分析路径的可能性

Web3.0以降媒介深度嵌入社会生活全领域的现实,促逼学界对媒介社会的研究进路进行重新思考。将媒介社会学界定为于行动与结构互动框架下,考察媒介在社会生活各层面发挥作用的机制与影响的一门交叉学科,在此定位基础上,回顾媒介社会学国内外学术史的演进和典型研究路径特征,主张从“行动-媒介-结构”视角全面建构和重新梳理媒介社会学的议题、理论、方法,并对这一路径的适当性、可行性及与当下涌现的其他路径的关系进行分析思考。

中国工会研究:结构-制度分析与行动-机制分析相结合的理论视角

中国工会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工会理论模式对其进行评判,而必须回到中国工会经验本身进行理论分析或概括。考虑到中国工会体制的独特性,在对中国工会经验进行理论分析时,必须结合结构-制度分析与行动-机制分析。否则,要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理解工会具体行动背后的深层原因;要么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无法理解工会是如何实现其行动目标的。

“观念—结构—行动”:县域治理有效转型的实践逻辑及可行经验

县域安全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守住安全稳定底线的主阵地。以SF县打击诈骗重塑价值观、实现脱贫重回“耕读之乡”的过程为分析对象,探究针对“长期地域毒瘤”的有效治理模式。本研究从修正模型“观念—结构—行动”入手,通过深入SF县实地,立足地区特有资源禀赋,分析欠发达地区县域治理转型的困境所在和善治的成功经验。对有效实现县域治理转型、密切县域善治转型和党性治理有机联结、推动县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具有指向性的理论启发,并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

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结构-行动”的视角

40年来改革开放推动的社会转型为社会工作的兴起提供了社会、政治、行政和管理层面的发展空间。在这个特定的结构转型时期,社会工作者为了推动社会政策的改变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而开展的积极的、集体性的、建构性的专业实践,可以称之为"社会工作行动"。尽管这样的行动是有限度的,但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确立一个结构目标——建立有力的社会,社会有力意味着活力、平衡和团结。这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代背景下理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结构-行动"视角,其理论意义超越了"嵌入"视角。

从“结构-行动”对立到“结构-行动”互构——社会学研究取向转换的文本解读与探讨

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长期存在社会结构论和社会行动论两种理论研究取向。文章通过对这两种研究取向的代表人物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相关理论的回顾和探讨,认为这两种理论研究取向虽有其可取之处,但也把社会学理论引向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境地。随着社会学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向,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了社会学理论家们的关注,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皮埃尔·布迪厄的关系主义理论,都是化解这一理论困境的努力,他们实际上都是力图使社会学理论实现从"结构-行动"对立向"结构-行动"互构转化,以期走向一种社会学理论的综合。

结构安全观念的进化直至破损-安全的结构拓扑优化

确保结构安全是力学在工程应用中永远关心的问题,为此,综述了结构安全观念的进化过程,将其划分为5个阶段:其一、从材料的永驻安全到材料的常驻安全,这是观念的滥觞;其二,从材料的尽驻安全到构件的尽驻安全,这是观念的渐变;其三,从构件的尽驻安全到结构的破损-安全,这是观念的飞跃;其四,基于破损-安全的结构截面与形状优化,这是观念的叠加;其五,基于破损-安全的结构拓扑优化,这是观念的昇华。由于第五阶段是学者们在当前最关注的研究之一,对此着墨颇多,且举出了有代表性的理论和算例。接着,又在观念的启迪和观念本质上,进行了两方面的展开:其一,从基于破损-安全的结构分析和结构优化,讨论了观念的启迪,启迪1是,遵循破损-安全设计原则而不放弃安全-经济设计原则,启迪2是,沿袭超静定结构的感性设计经验上升到理性生成冗余区域的阶段;其二,从结构在役破损-安全的时间与空间剖析,讨论了观念的本质,并且给出了清晰的列表。

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困境及其价值实现路径--基于“结构-行动”分析框架的探索

基于“结构-行动”分析框架,结合重庆A区“积分互助”养老案例发现,结构功能失衡与个体消极行动共同型构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困境,具体表现在:不恰当的组织结构安排滋生机会主义,放大层级分割负面效应;运作框架及其规则供给无法发挥社会交换和有效行动构成功能,抑制福利生产与福利价值输出;结构转型引发社区空间结构性变化并弱化了行动者“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价值生产动力,而行为动机和身份认同的缺失以及参与者行动的例行化进一步抑制个体主观能动性与集体价值创造,使“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实践沦为形式化与工具化。因此,应从厘清多元主体权责关系,健全制度化实施机制,设计可持续生产工具,培育行动者内生动力等方面入手,来优化“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工作,促进“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福利生产与价值实现。

“目标-结构-行动”框架下创新共同体知识产权集群管理机制建构

针对我国创新共同体知识产权治理存在“悬浮”与“空心化”的问题,探讨创新共同体知识产权治理中异质性主体知识产权治理结构的布局以及各方利益的合理分配,为应对合作创新中知识产权控制与开放的双重挑战、提升聚合主体知识产权治理效能提供解决方案。基于整体治理理论构建“目标-结构-行动”分析框架,对创新共同体知识产权集群管理进行功能目标设定、权力结构配置和行动方式规划,明晰知识产权集群管理的嵌入方式。分析认为,创新共同体知识产权集群管理可采用“一体两翼”的管理结构架构布局,着眼于“合作-分享”(促进知识流动)与“信任-控制”(强化组织韧性)机制构建和具体目标确定,共同体不同组成部分基于各自的职能分工采取不同的行动方案,共同服务于总体目标实现。

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提升的困境研究——基于“结构-行动者”的分析视角

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建设在外部政策动员、工作模式创新等因素的作用下,一直以来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反而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基于"结构-行动者"的分析视角,通过对B大学基层团组织活力建设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以类科层官僚组织体系为核心的高校共青团组织结构,以及以谋求晋升、习惯性实践为行为取向的行为者是制约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建设的两个重要因素。通过探讨具体的制约机理,可为新形势下高校基层团组织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结构-行动”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城镇化的困境与路径

如何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城镇化,解决人户分离的问题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管理的主要难题。文章基于“结构-行动”视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城镇化困境的宏观与微观动力机制。宏观上,户籍的符号意义与制度资源、城市融入难题、城乡空间分工下农民工的就近转移与乡村发展潜力,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城镇化的背景;微观上,从生存到发展的需要、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下的归属诉求、乡土文化熏染下的行为选择,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主观选择的动力。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城镇化的路径。

中央文化企业治理机制优化研究——基于行动者-系统-动力学理论视角

中央文化企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支柱。我国文化企业从2003年开始进行转制改革,转企改制后中央文化企业的制度效率得到了提升,但在全面深入推进中央文化企业公司治理机制运行的主体、制度和环境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笔者基于行动者-系统-动力学理论,从公司治理机制的主体要素、制度要素、环境要素入手,考察出版传媒类中央文化企业现状,全面分析改制后公司治理机制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治理困境,进而提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动力要素的建议,以期能进一步释放中央文化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国家-社会和空间-行动者之间——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演变与理论因应

作为转型的重要场所,城市社区建设经历了从生活空间到治理空间的路径演变,国家赋权和问题倒逼构成了演变的两个主要逻辑线索。在理论层面,关于城市社区建设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启动后持续至今,形成了"社区建设"研究和"社区建设研究"两种研究取向,经历了从国家-社会关系到空间-行动者的视角转换。这种视角转换主要是从宏观切到微观,对城市社区建设出现的新特征缺乏充分的解释和回应。科层结构视角从纵向政府间关系和横向部门间关系两个维度描述了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组织逻辑,可以成为理解城市社区建设新趋势的一种补充。从科层结构视角出发,未来城市社区建设应当优化激励、约束和机会结构,通过调整组织运作逻辑弱化工具主义的建设情绪和政策取向。

一类基于概率优先经验回放机制的分布式多智能体软行动-评论者算法

针对实际多智能体系统对交互经验的庞大需求,在单智能体领域分布式架构的基础上,提出概率经验优先回放机制与分布式架构并行的多智能体软行动-评论者算法(multi-agent soft Actor-Critic with probabilistic prioritized experience replay based on a distributed paradigm, DPER-MASAC).该算法中的行动者以并行与环境交互的方式收集经验数据,为突破单纯最近经验在多智能体高吞吐量情况下被高概率抽取的局限性,提出更为普适的改进的基于优先级的概率方式对经验数据进行抽样利用的模式,并对智能体的网络参数进行更新.为验证算法的效率,设计了难度递增的2类合作和竞争关系共存的捕食者-猎物任务场景,将DPER-MASAC与多智能体软行动-评论者算法(multi-agent soft Actor-Critic, MASAC)和带有优先经验回放机制的多智能体软行动-评论者算法(multi-agent soft Actor-Critic with prioritized experience replay, PER-MASAC)2种基线算法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采用DPER-MASAC训练的捕食者团队其决策水平在最终性能和任务成功率2个维度上均有明显提升.

东亚价值观的自我-群体结构

东亚价值观具有特殊的自我—群体结构,由一系列价值观将自我和群体统一起来,缓解了自我和群体之间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东亚价值观并非完全忽视自我价值,只是要求把自我价值放在群体中来定位。东亚价值观的群体本位不是简单的以群体利益为归宿,其确切含义是从群体角度理解价值。在东亚社会中,人情是维系人际交往的重要纽带,是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东亚价值观的人情观念是把自我观念和群体观念结合起来的桥梁和纽带。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职前教师素养供给维度的构建

对职前教师的专业成长而言,专业成长不再是一种社会层面的结构构成,更是一种认知结构的构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结构"不再仅仅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同时也是人进行积极行动的前提和中介。职前教师专业成长的问题已由"培训"转变为"培育",强调的是职前教师一种学习意识和行为的养成性孕育和过程性体现,而这种"意识"和"行为"是通过"素养"的供给而获取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制约性与能动性并存的本体转向、结构构成与行为主体的实践互构及对职前教师素养供给的应用性分析,为职前教师素养供给维度的构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时空、意义与叙述——罗伯-格里耶“游戏”观念的文学阐释

罗伯-格里耶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了一个特色鲜明的游戏世界。不同于由线性时间和欧几里德空间组成的日常世界,他的游戏世界以拓扑空间为立足点,内外空间相互连接,拓扑等价,时间永远停留在现在,人物获得了真正的自由。罗伯-格里耶通过悬搁语言结构,让客体对象回归本真存在,人与物平等存在;这种回归,是为了创造使意义得以无限生成的生成游戏,是对真理的唯一性和作者的权威性的反叛,它赋予了读者一个自由创造的想象空间。在这个世界里,矛盾和重复的叙述颠覆了完整而又自成一体的传统叙述,使文本结构呈现出开放而多样的状态,最大限度地释放了文本解读的多重可能性。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时间观念研究

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界更多地把《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视为史学著作,研究的重点也集中在《编年史》的史料价值。但时间是历史叙述中的重要因素,时间本身也是重要的研究议题。本文思考《编年史》中的时间体系,以及这种时间体系如何影响权力结构和民族身份认同。《编年史》以耶稣诞生和国王即位时间为两个参考点,以阿尔弗雷德国王(King Alfred)为中心来构建时间体系,突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时间开始意识,淡化时间终结的世界末日意识。这种时间体系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权力结构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寻求民族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

试析两岸关系中的“结构——行动者”互构

两岸关系进程是包括个人、社会团体和政府等形式在内的行动者与两岸关系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两岸关系进程中的主体与客体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两岸关系的积极发展寄希望于行动者的主观努力去认识并改变客观环境和结构,也寄希望于在客体作用下行动者认知、利益、倾向的改变,这是一种"行动者—结构"的相互建构,或者说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辩证过程。通过对互构过程中的相关变量的引导与改变,将有助于推进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