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异质性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4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2011~2021年我国2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索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起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总体的促进作用;(2)从机制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削弱指导性环境规制、增强处罚性环境规制倒逼企业等主体促进绿色技术创新;(3)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数字经济水平均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

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中“权力隐匿”现象及其规制——以“其他类别”权责事项为分析对象

“权力隐匿”现象是指政府权力及其运行过程公开不充分、透明度不高的情形,在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中表现为权责清单对政府权力关键信息,包括权力的主体、范围、边界、运行流程等呈现不准确、不清晰、不全面、不及时,这将会弱化权责清单制度在“明权”“确责”方面的核心价值,进而消解权责清单制度的基础性效用。就“权力隐匿”现象的成因而言,客观上是由于制度设计层面“确权”的规则支持不足、制度执行层面“确权”的外部条件限制,主观上可归因于“确权”主体的“趋利”与“避责”动机。对“权力隐匿”现象的规制应内嵌于权责清单制度的优化过程,包括突出思想引领,夯实“权力隐匿”现象规制的认知基础;完善制度设计,更新“权力隐匿”现象规制的规则补丁;优化机制运行,推动“权力隐匿”现象的自我修复能力;应用数智技术,强化“权力隐匿”现象规制的技术加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权力隐匿”现象规制的责任链条。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审计费用--来自民营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文本分析法",以2006～2015年手工整理的地方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包含环保类关键词的字段和句子数刻画环境规制程度,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增加了辖区内民营重污染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该结论在排除替代性解释、替代变量以及控制内生性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内部控制薄弱和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样本中,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的发现丰富了环境规制和审计费用的相关文献,为建设"美丽中国"背景下的我国重污染企业如何走出环保困境,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现实启示。

地方行政体制变革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改革现有网状行政体制,理顺各级政府、政府与其他公共服务机构的关系。服务型政府要求公共服务提供者接近社会公众,对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呼声及时作出回应,这要求调整各级政府权力配置,赋予基层政府更多执行权力。我国应当推行以职能调整为基础的行政体制,在划分地方各级政府职权前提下,根据职权设置行政机关。我国政府内推行"三权分立"是可行的。政府系统内权力划分要考虑决策权与执行权有效制约问题,更要通过分离决策权和执行权以提高行政效率。执行机构多元化和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关系明确化是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从财政分权理论出发搭建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理论假设,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地方政府间存在环境规制竞争,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表现最为明显,且逐渐由“逐底竞争”的状态向“独立规制”转变;二是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行为受到地方政府引资竞争、中央政府环保考核和公众环保诉求三种因素影响;三是整体上,引资竞争加剧了地方政府之间环境规制“逐底竞争”,环保考核和公众环保诉求又弱化了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但也存在一定异质性。基于研究结论,应构建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和长效行政问责机制,拓宽公众监督渠道,加大产业结构升级,促使地方政府间的环境规制竞争能够真正发挥规制作用,进而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生成机制与规制路径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内生于地方政府所主导的“以地谋发展”经济模式,根源于央地财政体制关系的结构性失衡。分税制改革以来,面对财政收支失衡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压力,地方政府逐步形成“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债务融资模式,由此滋生财政金融风险并导致房地产泡沫化和产业发展空心化。规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要更加严格的法律约束、预算约束和市场约束,其有效治理最终有赖于财政体制关系优化与地方发展模式转型。

建设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的规制改革:放松与优化

政府规制改革是我国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重要内容。规制改革应该是放松与优化规制并重,消除经济规制过度供给,弥补社会规制不足,优化规制体系,提高规制质量,确立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均衡点。

中国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行为研究

针对“增长型政府”经济发展模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构建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行为的决定机制,并选择2003—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以及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倒U型,但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促进经济增长且不存在非线性关系;全国和各地区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总体上呈现“逐顶竞争”形态,但对于2020年来说,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形态可能会从“逐顶竞争”转为“差异化竞争”甚至是“逐底竞争”。为了防止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应进一步完善环境管理体制、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和引导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规制影响的动态研究--基于中国式分权视角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规制的影响有所变化,且这些变化与财政分权、政绩考核指标的变化有关,本文利用中国2003—2011年269个城市面板数据从实证角度验证这一问题。结果发现:整体来看,2003年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规制呈现倒"N"型影响。其具体原因为:从财政分权角度看,随着事权和财权增加,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于政绩考核指标,综合基准回归和稳健分析,经济增速越快,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规制的负向影响越大,随着减排率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增长率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呈现先正后负的特征。本文为评价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规制影响的变化提供了实证依据,并评价了政绩考核指标在环境规制水平变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如何提升环境规制水平有一定启发。

经济转型视域下的地方政府投资与资源错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及国企依赖度的调节效应

地方政府投资既是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也会通过改变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和分布来影响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高速增长阶段,地方政府在“GDP增长竞争”中有过度投资的倾向,并偏向于实现短期内更快的经济增长而忽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经济增长极的培育过程中,地方政府投资会加剧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并可能通过“虹吸效应”促使资源在大城市、发达地区及重点领域过度聚集,进而加剧地区资源错配。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投资转向适度,并注重效率提升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有利于减轻资源错配。采用2007—2019年中国29个样本地区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地方政府投资强度(人均地方政府投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且地区经济对国有企业的依赖度越高,该负面影响越大;当环境规制强度过低和过高时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都会加剧资源错配,而在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可以减轻资源错配,表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转型有利于地方政府投资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但跨越发展阶段的过激转型政策也不利于资源配置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资源配置过度时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会加剧资源错配,而在资源配置不足时会减轻资源错配;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会加剧资源错配,而在中部地区会减轻资源错配。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转型过程中,要进一步深化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资源流动和配置效率;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能力;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促进地区资源配置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行为框架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利用2004-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数据,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行为框架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当地方经济的财政分权程度较大、财政不平衡程度较严重以及地方政府的增长考核压力较小时,实施严格环境规制能产生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从溢出效应上来看,地方政府行为下的环境规制能够影响到周围地区的生态效率.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由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状况。由于区域环境污染具有跨界性,在环境规制的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博弈关系。根据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博弈呈现出的长期性和动态性,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探讨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决策的演化过程。建立了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分别研究了未引入约束机制和约束机制下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演化规律和演化稳定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不会受到政府间外部效应的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成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不执行环境规制行为的处罚力度、政绩考核体系中环境质量指标的权重系数、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的污染排放削减量以及不执行环境规制的污染排放增加量,是影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决策的重要因素。在未引入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通过权衡环境规制收益和环境规制成本进行策略选择,当环境规制净收益为正时,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的地方政府数量会逐渐增加;当环境规制净收益为负时,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的地方政府数量会逐渐降低。缺乏约束的地方政府很可能陷入环境规制决策的"囚徒困境"。而约束机制的引入可以引导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决策向"帕累托改进"的方向演化,通过降低环境规制成本、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处罚力度以及提高政绩考核体系中环境质量指标的权重系数,可以促进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高效执行。

环境规制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环境规制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行为互动,从演化博弈论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决策演化过程。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中参与者的行为特征。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了参与者的行为演化规律、分析了参与者的演化稳定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环境规制系统的初始状态、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成本和环境规制收益、中央政府的监查成本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处罚额都会影响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降低中央政府的监查成本、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查力度和违规处罚力度,降低环境规制成本、提高环境规制收益,将有利于促使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从而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

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均衡模型

基于政府规制利益集团理论的Stigler-Peltzman模型,结合中国式分权的制度背景,建立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均衡模型,以环境规制的制定均衡为基准着重考察了环境规制的执行均衡,分析了环境规制执行均衡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执行均衡与制定均衡的偏离可以作为一类环境规制失灵问题的理论依据,偏离程度代表了规制失灵的严重程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经济增长指标的权重系数、环境指标的权重系数、企业利润对地方政府经济收益的影响系数以及污染削减技术进步等因素,都会对环境规制的执行均衡产生影响。缩小规制执行均衡与制定均衡的偏离,是促使地方政府高效执行环境规制的可能途径。

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基于区域开放的异质性研究

随着全球化推进,各国开始不断消减贸易壁垒,环境规制程度跟着提升,各级地方政府作为环境规制相关政策执行者,国家的环境治理直接受到其环境规制策略影响。论文围绕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问题,采用变截距GLS方法和Hansen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并利用我国29个省级单位2000-2013年面板数据,将地方政府竞争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在不同门槛值下地方政府竞争、区域开放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财政收支分权和贸易政策对这种影响是否存在积极或恶化作用,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实现环境有效规制。研究表明:在样本期间内,财政收入分权度较低、财政支出分权度较高、贸易开放度高、金融开放度高和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加凸显。全国和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表现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非单调性,西部地区存在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抑制作用。总之,样本期间内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有助于全国和东部地区环境进行有效规制,中部地区跨越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失灵,西部地区则存在较严重环境规制失灵问题。为了规避环境规制失灵,我们应提高外商投资的进入环境门槛,地方政府在治理环境时,应削减对自己地区的行政垄断,推动各级地方政府跨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并由较高层级的政府来承担环境规制的财政支出责任,不断降低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制的博弈分析

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文章建立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静态博弈支付矩阵,通过引入地方政府过度举债被中央政府监管发现后所付出的成本、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被媒体曝光而导致公众的担忧等变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债务风险控制上达成一致的均衡条件;由于地方政府间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存在竞争关系,因此文章考察了地方政府间举债发展的重复博弈模型,通过引入奖励变量,改变了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的纳什均衡解。结论为中央政府严格监管与适当奖励的搭配使用可以把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规制在合理的水平。

区域龙头企业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影响研究

当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对企业实施规制,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龙头企业的经济利益冲突时,政府的规制行为与规制效率是否会受龙头企业影响?已有的研究较少涉及这一公共管理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从环境规制视角出发,基于1999—2013年的中国31个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在省级层面实证检验了当存在利益冲突和规制能力约束时,区域环境规制水平是否会受到龙头企业以规模衡量的能力影响;如是,其方向和机制又是什么。本文研究发现:(1)龙头企业规模越大,区域环境规制水平越严格;(2)龙头企业规模对区域环境规制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路径实现,一是龙头企业所在行业的区域经济地位,行业的区域经济地位越重要,越容易引来政府的环境规制关注;二是龙头企业在所在行业的经济地位,某企业在行业的比重越高,越容易引来政府的环境规制关注;(3)龙头企业规模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间关系是政府有限环境规制能力有效运用的结果,当政府规制能力不足时,政府在规制中会"抓大放小",重点加强对龙头企业的环境规制;随着政府规制能力上升,企业规模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不仅回归系数会逐步下降,而且会在统计上不再显著;最终,当政府掌握充分的环境规制能力后,企业的规模可能会在降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上发挥一定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当政府与企业存在利益博弈时,政府的利益首先得到满足,仅当政府的利益得到满足后,企业才可能利用其实力影响政府规制以获取规制利益最大化。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消除了"政商勾结"污染环境的忧虑,另一方面也提示要严格限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利益诉求范围。

从地方经验到中央政策：地方政府政策试验的过程研究--基于“合规-有效”框架的分析

本研究区分了高位推动的政策测试和地方自主的改革创新两种不同类型的政策试验。利用"合规-有效"框架,文章对蕉岭县改革创新的村务监督制度从地方试验转变为中央政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政策试验通过有效性的累积来提升其合规性,并经历了从"低合规性-低有效性"到"高合规性-高有效性"的动态过程。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策略化互动则依据政策试验的"有效性-合规性"变化而相应展演。

双重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

伴随着全国经济进入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时期,环境对经济的约束作用日益增强。文章基于2006-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角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固定效应探讨双重环境规制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地方政府竞争在其中的非线性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其作用明显程度随地方政府竞争阶段不同而不同。在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数量增长阶段,环境规制效率较低会带来环境污染、结构失调、贫困等问题;但在地方政府追求多元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环境规制尤其是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因此,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体制,完成地方政府竞争从"逐底竞争"向"逐顶竞争"过渡,对促进我国经济逐渐走向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公共选择视角下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政策执行机制

环境规制的实质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文章以皮科克的政治市场结构理论为切入点,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中国环境规制过程中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以及政策执行市场的特有方面。研究表明,制度结构决定了环境规制中政治市场结构的独特运作机制。财政分权与政治晋升机制使地方政府热衷于为增长而竞争。公众无法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行为,而企业与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又存在着共容利益。在政治与经济双重逻辑下,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环境规制"趋底"的竞争策略,进而导致了环境规制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