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林语堂散文“言志论”比较

周作人与林语堂是现代散文"言志论"的两大主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是他们共同的美学追求。他们都致力于个人言志探源,力图为现代散文寻求历史依据。尽管同为提倡散文的个人言志,周作人与林语堂对于散文"言志论"的理解和建构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周作人主要侧重于言志之"道",以"道"明"志";而林语堂除了提倡自我的言志外,还进一步强调了个人言志之"术",并以此探索现代散文文体风格的变革。

载道与言志——周作人中庸范畴论之二

“言志”，最早由《尚书·舜典》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在远古，诗同时具有史的功能，纪录政治历史大事和向神明的祷告之辞。后来诗史分离，诗就主要用来抒发心志，指思想、志向、怀抱。《毛诗序》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中国古代诗论主张“诗言志”是与“诗教”说密切相关的，“言志”的内容即为“美刺”。到了唐代，孔颖达用“情”释“志”：

论张枣“言志合一”的诗歌写作向度

张枣的诗歌写作具有语言本体论向度,但这一写作向度的反思背景是"言志合一"。作为过程的诗歌言说在本体上已追问、构造、关联着生命,诗意的涵容过程便也是语言的展开过程。张枣深刻体悟中国古代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写作中把握、立足于"言志合一"关系,由此他的诗歌既有语言的精纯唯美,又摆脱了踩语言高跷的危险。同时,他承续到传统的关键点:语言,把汉语言的圆润、流转发挥到极致,并最终超越"词与物"、古与今、中与西等二元对立,使其诗歌拥有一种既古典又洋气的旖旎风貌。

“言志”与“缘情”: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既盛且久，诗学理论绵延2000多年而不绝，不愧是一部以主体表现为根柢，感性与理性、诗性与思性二元变奏的历史，其丰富性一言难尽，现拈其荦荦大者略作分梳。

周作人“言志”文艺观的历史际遇及其理论价值反思

周作人以"言志"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理念在1930年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之中显得不合时宜,与左、右翼文学运动发生了激烈冲突,甚至被全盘否定。在当代历史语境中,"言志"文艺观的理论价值应该得到新的阐发。

悲情的古典主义——周作人“言志”文艺思想探析

剖析了周作人以"言志"为核心的文艺思想具有的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特色,发现"言志"的深层意蕴却属于原始古典主义。它崇尚古代,注意情感和理智的和谐,追慕闲适、典雅的趣味。认为由于政治文化语境的制约,这种古典主义必然蒙上悲剧色彩。

“言志”而非“恋情”——陆游《卜算子·咏梅》的解读

针对某些学者认为陆游《卜算子·咏梅》是一首为小妾杨氏而作的"恋情"词的说法,借助于相关材料作进一步分析辩驳,认为此词应是一首表现陆游高尚情操和爱国思想的"言志"之作,而非为"恋情"而作。

中国现代文学中“言志”诗学的内在影响

“言志”思想是对古代诗歌的理性总结,诗学领域对“言志”思想的理解不断变化,由启蒙文学的重志到唯美文学的重情,再到左翼文学的情与志并存,体现出古代“言志”诗学的发展历程。文章分析“言志”诗学的现代文学价值,揭示“言志”诗学的现代启示,并提出“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期为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发展提供指导思路。

中国古代文论中“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言志”与“缘情”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两个术语,是对诗歌基本性能与特点的两种概括。“言志”说与“缘情”说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文学功能的意义,而后者却强调文学本质的意义,两者体现于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同等重要,密不可分。一种传统理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这种观点重视“言志”而忽视“缘情”,认为“言志”才是诗歌的主流。其实,就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史来看,优秀的诗歌作品无法离开“缘情”而单纯地“言志”。通过分析杜甫的诗歌创作,来探讨“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高中语文古典诗歌“言志”教学探微

翻开高中语文教材可以发现,其中蕴含大量的古典诗歌。这些诗歌不仅记录了我国的历史、文化与民俗,体现了我国古代诗人的智慧,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志”。对高中生文学素养、审美感受力与鉴赏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促进意义。但分析以往的高中语文古典诗歌教学,发现大部分教师教学质量不高且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导致其学习效率不高。而本文就对高中语文古典诗歌“言志”教学进行一些分析。

“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对＂言志＂诗学的批判与否定,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践、理论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现代文学中的＂言志＂特征也说明了其认同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本文主要研究＂言志＂诗学对中国现代启蒙文学、唯美文学、左翼文学的内在影响。

“言志”论与现代诗学的转向

一、周作人“言志”新论的裂痕 周作人的文学史解说．倡导“反抗”而“不革命”，周作人以其“明末人”的自我期待及对明末散文小品的复兴实践，来传达一种革命浪潮挤压下的文学态度。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言志派”与“载道派”的分列与起伏，来描述中国文学的历史。

“言志明道”与“缘情尚文”——摭谈秦汉隋唐文章理论的双轨发展

我国古代文章学理论在唐代以前就初具规模。“言志明道”说明了社会生活乃至阶级属性对文章功能的干预作用;“缘情尚文”则显示了文章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纵观整个古代文论,“言志”与“缘情”、“明道”与“尚文”始终处于对峙发展之中.本文试以秦汉隋唐文论的状况分析为基础,找出文章理论双轨发展的规律。

论京派文学观所标举的“有根的学说”之“根”

20世纪30年代,京派面对其他文学流派的诸多误解,其理论旗手朱光潜明确标举他们的文学观乃是“有根的学说”。从朱光潜的这个观点出发,以京派自己所界定的“言志”为其文学观之内核,既将“言志”放入到京派的个体、创作与批评中去寻根,又将“言志”放入到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理论中去寻根,从而得出结论:京派“言志”文学观之“根”,实乃道家诗学。

浅谈周作人对“左翼”文学的批判

本文主要探讨了周作人对以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30三代"左翼"文学的批判。周作人以他自己的"言志"的文学、"性灵文学"、"自我表现"理论为尺度,对"左翼"文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批评。他把当时宣传革命思想、反映革命要求的文学视为"载道文学",尤其对"左翼"文学所表现的阶级功利主义给予抨击,强调文学的诚与达。尽管周作人对"左翼"的立场和态度,从总体上讲是偏激的,但就文学本身的发展来说,也是有其合理性因素的。

由“诗庄词媚”想到中学生作文

宋人以诗为“言志”的正经作品，而词则往往多用以“言情”，以至有了流传至今的“诗庄词媚”之说。庄者，庄严也；媚者，婉媚也。这就是说，因承载内容的差异诗与词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大体而言，确实如此。因为从写作目的和内容来看，诗多用于应制（唐代科考，写诗还是一道“必答题”），多表达政治主题，以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胸怀抱负、宦海沉浮为主题，故非“庄”不可；词则多写闺中韵事、相思别离，所以更适于“媚”。

情感是戏曲表演的灵魂

张庚老先生的“剧诗”说是当今戏曲界公认的至理名言，“诗言志”是我国古代诗论的精髓。剧诗作为诗的一种，它理所当然的要受到“诗言志”的制约。那么，这“志”和本文题目中所说的“情感”岂不是南辕北辙么？其实，所谓“言志”也就是“言情”。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在《董解元[西厢记[题辞》中说得非常明确：“志也者，情也。”

李煜亡国哀思抒写策略——兼论李后主词对词境开拓和词格提升的意义

词在五代、北宋之初属于“小道”“艳科”,遭到人们的轻视和鄙弃,难登大雅之堂,更不可能成为朝堂上构陷他人的罪证。用词这一文体来抒写在诗不能言且又不敢言的“志”,不仅不为人所重视,反而备受人们的鄙弃。这是李后主为何会在词中自由、大胆地表达亡国之恨和故国之思的原因。李煜这一行为,为后来避免文字之祸的宋代文人作了先导。李煜也因此成为用词“言志”而开拓词境的典范。

由“诗庄词媚”想到中学生作文

宋人以诗为“言志”的正经作品，而词则往往多用以”言情”，以至有了流传至今的“诗庄词媚”之说。庄者，庄严也；媚者，婉媚也。这就是说，因承载内容的差异，诗与词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大体而言，确实如此。因为从写作目的和内容来看，诗多用于应制（唐代科考，写诗还是一道“必答题”），多表达政治主题，以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胸怀抱负、宦海沉浮为主旋律，故非“庄”不可；

“诗言志”与中国古典诗歌情感理论

"诗言志"本质上属于中国古典诗歌情感理论范畴。"志"是情感的仪式化,是情感的群体性表达,"诗言志"论一开始就是关于情感问题的理论。诗学史上"言志"与"缘情"对立的根源在于对"诗言志"产生初期、《诗》文本形成之前的文学、文化背景缺乏认识,因而导致一系列相关问题认识上的混乱。早期情感理论的发展线索和传统"乐教"与"诗教"的发展逻辑清晰表明,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并不是情感取舍的转变,而是情感主体由群体向个体的转变,是情感类型选择和功能效应的不同。孔颖达"情志合一"论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情感理论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