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讽”和“谕”的字义来看“讽谕”的意味

“讽谕”是包括修辞方法和特定目的等较复杂的修辞概念。而“讽”具有“用委婉的语言劝告、讽刺、指责等”意味,“谕”具有告知、比喻、教导等意味。可以说,“讽”和“谕”的字义反映着“讽谕”的概念和特点等。因此,通过“讽”和“谕”的字义分析,我们可以理解“讽谕”的正确概念和特点等。

《长恨歌》“讽谕说”质疑

在对《长恨歌》主题的研判中 ,持“讽谕说”者在认识、理解乃至研究方法等方面 ,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偏颇。本文着重从陈鸿对《长恨歌》主题的妄猜、历代评论家常犯的美刺原则扩大化错误以及他们对《长恨歌》主题倾向枉解三方面 ,对“讽谕说”提出了质疑 ,从而指出 ,推崇“讽谕说”者 ,是在忽视文本、背离作者本意的情况下 ,以比附、推演的方式不适地为《长恨歌》确定了“讽谕说”的主题。

《策林》与白居易“讽谕诗”溯源

白居易为应试编纂《策林》,其中与政治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反映出白居易对"讽教"的特别关注和独到见解。白居易的"讽教"观源于《诗经》的"美刺比兴",但《诗经》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而白居易强调自下而上的讽谕、箴规,这种源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诗歌主张,成为其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的理论基础。同时,"讽谕诗"的创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其"惟歌生民病"的"讽谕"精神,一是出自"兼济天下"的道义情怀,二是本于"贵民"的政治思想,三是源于诗人的个人遭际。从理论到创作实践,"讽谕诗"经白居易发展成熟,后来成为唐朝诗人以诗讽谏的一种范式。

杰姆逊“国族讽寓”的三种流行译法及其反思

杰姆逊的"国族讽寓"(national allegory)理论在中国主要有三种译法:"民族寓言"、"民族讽喻"和"民族讽寓"。其中张京媛的"民族寓言"译法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它是典型的归化翻译,体现了归化翻译的优点和缺陷。新译法"国族讽寓"也许更为合理,更能全面、辩证理解杰姆逊理论的内涵。

古汉语修辞“讽刺”浅谈（下）——兼与“讽谕”比析

即把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加以扩大或缩小，使之变形变相，以突出这一侧面的特征，达到讽刺的目的。

乐语传统与古史传述

先秦时期的教学内容不但在人的培养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深刻影响文献的生成与流布。乐语传统中的"道"、"讽"、"诵"侧重对如何引述文本内容能力的培养,"道古"这一话语方式突出历史对现实政治或日常生活的范导意义,从而敦促人们对历史及其相关文献应予以重视,并在现实生活中自觉地对这些文献加以引用。这样,一方面乐语是周代宾客飨射旅酬仪式的重要环节,它主要表现为对乐歌的评论以及用乐歌做规诲讽谏和应对交际,在这种情形下,"乐语"本身就形成一种仪式性、阐释性文本。另一方面,历史文本在教学环节中得以生成与流布,因此,可以说乐语传统影响先秦文献的形成。

白居易讽谕诗的语言分析

白居易的讽谕诗与其创作目的和风格要求相适应,使用了大量典故(事典)和书面成语(语典),尽管其中大部分都不生僻,但也有被后人误解之例。此外,讽谕诗使用口语词的情况在整个唐诗中也不算突出。白诗的浅切易懂并非来自它的口语化或近俗,而是由于它题旨清楚、合于书面语规范和言事真切。宋人“俗”的评语模糊了白诗的实际面貌。

汉语成语中的“讽宋”现象

成语是汉语语汇中的重要单位,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或短句"(刘洁修:<成语>,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成语从产生到定型并被人们广泛引用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成语大多数是古人创造的.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成语中,有相当一部分可追溯到先秦的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