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行管理”实践的“史”“思”“诗”——从“伴读100秒”的视角

“史”“思”“诗”,可以概括和刻画赵建华校长及其“伴读行动”和“伴行管理”。“伴读行动”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赵建华校长的个人教育生活史,也反映了他笔下的学校教育嬗变史,还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折射”了年度中国教育发展史。赵建华校长的“思”是“有情之思”“明理之思”“行动之思”“专业之思”“建构(或建设性)之思”“解构之思”。赵建华校长管理思想、实践与智慧之中的“诗性”意蕴,主要表现在意、象、言三个方面。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行吟在城乡之间的“诗”与“思”——读王家洋诗歌兼评《歌唱与感恩·王家洋诗歌赏析》

王家洋诗歌在写作对象上聚集于“立命之地”乡村与“安身之地”城市,在思想情感上表现出回望故乡而无法归乡的乡愁、寄身城市却无法安置心灵的无奈,体现出对城乡差异、传统与现代、“诗意栖居”等社会问题、文化话题、哲学命题的思考,彰显了诗人的性情、才情与温情。

毛奇龄“诗”学思想及其对清代“诗”学发展之影响

毛奇龄是清初著名学者,经学成就尤为突出。"诗"学研究在其整体学术中虽不占主要地位,但在其为数不多的几部诗学著作中却也不乏超越其时代的真知灼见。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独特的"诗"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不畏权威,汉宋兼采,敢于挑战,文本与考证并重,开清代诗经汉学之先风。毛奇龄独特的"诗"学思想也使其成为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先驱,并且促使了清代三家诗学的兴起,对清代"诗"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国民文学”的倡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二)

从创造社的内部差异可以看到,与法国19世纪诗歌传统相联系建立起"诗"的观念的,是创造社京都作家,这里有着郑伯奇与成仿吾文学批评观的深刻差异,由此出现1924年"国民文学"的倡导,以及翌年以穆木天为主在《语丝》上与钱玄同的论争,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诗"与"散文"观念的碰撞。从中可见,"诗"的观念,对"诗"与"散文"之不同的认识,在进入"五四"后的新文学独立发展中是艰难的。

“易”之三名与“诗”之三题──论钱钟书《管锥编》对易学、诗学的阐释

经钱钟书的阐发，“易”之三名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其价值在于肯定了汉语的思辨特征，并将古代思辨哲学与西方阐释学相互打通而获得“阐释之循环”的现代方法论意义。诗之三训，诗与乐，诗之含蓄与寄托同样被赋予了现代意义，是感悟与思辨相结合的典型范例，廓清了诗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些不仅体现了钱钟书汰虚课实的严谨学风，更体现了他以“打通”为特色的学术境界，是他治学思想与方法的具体体现。。

诗“歌”化 乐“诗”化——对于舒曼艺术歌曲的解读

生活在浪漫主义繁荣时期的作曲家舒曼,一生中除创作了众多器乐作品,还创作了很多艺术歌曲。本文通过舒曼对艺术歌曲的选材、音乐与诗歌关系的处理以及歌唱旋律与伴奏旋律的处理等方面的分析,认为诗"歌"化、乐"诗"化是其艺术歌曲的独特魅力所在。

“诗”与“思”的对谈(上)——道家美学思想观照下的钢琴艺术发展研究

一、＂诗＂、＂思＂传统之考＂诗＂与＂思＂,或者说＂诗意＂与＂思辨＂,这样一组极为凝练的概括,事实上正道出了中西方两种思维方式间的差异。正如著名哲学家张世英所说,＂思属于认识＂,＂思是间接性的东西,思是对原始直觉的超越＂,而＂诗＂是＂更高一级的直接性,是对思的超越＂[2]。思辨意识与科学精神相契合,它既是西方＂主客二分＂文化传统的产物,又统摄着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一文化传统中诞生的钢琴艺术自然先天地将＂思＂内化为自身艺术活动的灵魂。相应地，诗意境界又与人文精神形成互文性的关系，并在华夏民族“天人合一”文化传统中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当带有西方血统的钢琴艺术随着“西风”一同“东渐”，“诗”与“思”的对谈就是无法回避的题域了。

“诗”与“思”的对谈(下)——道家美学思想观照下的钢琴艺术发展研究

接上期：三、钢琴艺术文化共性的后现代之＂诗＂前文着重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探讨了中西方音乐文化的显在差异,事实上,中西哲学思潮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都有各自的发展线索,所谓的＂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之别也只是就总体而言。中国哲学长期以＂天人合一＂为主导,但在明清之际便开始向＂主客二分＂转化;西方哲学则经历了＂从古希腊早期的主客不分思想到长期的主客二分为主导原则又到现当代反对主客二分的发展史＂[2]。可见,不同文化之间是存在某种＂共性＂的,所谓的＂天人合一＂＂主客二分＂只是人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中西方思想完全可以在某种基本态度的基础上展开对话,寻求文化共性。

《大地》的“史”性和“诗”性

1938年,赛珍珠因《大地》三部曲"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而荣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在《大地》第一部中,"史"性和"诗"性的特质得到了充分展现,"史"性使其拥有厚重的内容,"诗"性使其具备艺术魅力,二者的共同构成使作品获得持久生命力的"真实"性。

博弈与整合:消费时代的“诗”与“歌”——关于诗“回归”大众日常生活的思考

"诗"与"歌"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本是一对连体孪生的姐妹,如今,随着两者在创作、存在、传播方面的不断"独立"和"自成一体",它们的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也呈现出兴衰迥异的强烈反差。面对诗的衰亡,近年来,政府和一些部门开始启动了"拯救—推进"工程。然而细究种种"常规"手段,可以发现,"揠苗助长"已成通则。诗的"复兴"必须找到切合实际的啮合点。文本借助"歌化"的"诗"的形态证明,在大众接受并喜爱的娱乐方式中播种和移植诗的元素,通过活化及扩展诗的载体等方法,也能收获到一些激活诗的创造、传播的极佳效果。本文旨在发现一种有效的机制,即,借助歌在大众娱乐中稳定的渗透功能和持续的活力,祛除诗在当今的"死亡咒语",因为,当诗随着高扬的歌声"重返人间"的时候,或许,诗也才有希望早日走出它的"死亡阴影"。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与“诗”性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多以议论出之,"以议论为诗"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他的议政诗是作"诗",而不是写政论,没有因政见的阐发而改变诗"带情韵以行"的审美特质。他在议政诗的创作中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强化"议"的情感力度,使其许多作品成为独具艺术风貌,诗歌艺术价值颇高的优秀诗篇。

以“诗”证《诗》:明清《诗经》评点方式

以“诗”证《诗》是《诗经》评点的方式。这种方式以后代诗歌与《诗经》诗篇进行比较或印证。它不仅用于解释诗义,分析诗歌风格,还从诗歌的历史发展的视角寻找《诗经》与后代诗歌之间的联系。它不仅易于评点者传达其审美感受,还可指点读者理解诗歌的意境。

《诗经》阐释与正典的确立和消解——读《经典与阐释:从“诗”到“诗经”的解释学考察》

文化经典是一种历史流传物的存在。纵观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凡有较强生命力且能在世界上发生一定影响的传统,都往往有在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特殊地位的经典及其评注。它们作为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不仅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气质和该民族在思想上所取得的不朽成就,而且在民族历史中世代承传,对各时代人观念意识起着塑形的作用。

散文中的“诗”与“真”

歌德把他的自传叫作《诗与真》，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的《后序》中说：“我觉得这名称很好，正足以代表自叙传里所有的两种成分……真实当然就是事实，诗则是虚构部分或是修饰描写的地方，其因记忆错误，与事实有矛盾的地方，当然不算在内，唯故意造作的这才是，所以说是诗的部分，其实在自叙传中乃是不可凭信的。

文包诗:是教“文”,还是学“诗”?

【教学现场】 2008年秋，我受邀担任一课堂教学竞赛活动的评委。 听课前我拿到日程表一看，在本次活动的12节语文课中，竟有3位老师同时执教苏教版国标本五年级上册第25课《黄鹤楼送别》。

张可久散曲的“诗”类意象与诗化倾向

通过对张可久散曲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发现,其中"诗"类意象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所谓"‘诗’类意象",隶属于人文意象,特指以诗人、诗友、做诗、诗作作为审美对象的意象,它们又可分为以创作主体、创作过程、创作成果分别为中心的三个层次。"诗"类意象的频繁使用使张可久散曲形成了浓重的诗化倾向,其在散曲发展史上的意义在于呈现出一种趋向:创作主体的自我定位由浪子型向雅士型回归;曲体功能由娱乐性转变为言志化;曲作的审美情趣由世俗化走向典雅化。

以“诗”教化 以“美”育人——浅论《诗经》

《诗经》又称＂诗三百＂,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余篇,于西汉时被奉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诗经》按照用途和音乐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风＂是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雅＂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曲,＂颂＂是宗庙祭祀的舞乐。

“诗”与“儒”——荀子论诗思想旨趣探奥

荀子以“圣人之道”重释“诗”之“志”及《风》《雅》《颂》的意旨,主张“近其人”“好其人”的学诗态度,反对“不知统类”“术谬学杂”的学诗方式,批评子思、孟轲一派“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以“隆礼义而杀诗书”为判定“雅儒”“大儒”的根本尺度。无论是为儒学学派“清理门户”,还是确立“儒”之正统,“诗”都是荀子评判的价值依据。重新检讨荀子论诗思想对儒家诗学思想传统的重要贡献,也是证立荀子儒学正统地位的一种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