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渔洋诗话》看清人分辩“诗话”与“诗说”两种体例意识

“诗话”与“诗说”两种体例的界划，是一个异说纷纭、久缠不清的问题。本文通过清初诗坛盟主王士对于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及其写作诗话的实践，在较为严格的意义上归纳出诗话体例的几个要件，从而在中国古代诗学著作两种主要形式——诗话与诗说之间划出了界限。由于王士本人及《渔洋诗话》的权威地位，本文得出的结论也由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说闻一多“诗唐”说

闻一多"诗唐"说的含义要从唐诗的创作、流布和欣赏以及诗人的社会地位等诸多环节去诠释。唐人创作诗歌,处于一种完全自觉、"不写诗,无以言"的状态。而唐诗的流布和欣赏则是社会化了的,在此基础上,诗人为全社会所拥戴。"诗唐"说有巨大的理论启示意义,其一就是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晚唐诗。以"诗唐"的观点,初唐是诗歌由齐梁到唐的过渡期,盛唐是诗歌的全盛期,中唐是诗歌的中兴期,而晚唐则是"诗唐",即唐诗社会化的完成期。

“诗家三李”说考论

本文从作家本人创作和诗歌接受史两方面对“诗家三李”说进行探讨。“三李”说并非始于毛泽东。“三李”创作任主观 ,富文采 ,宗屈原 ,多比兴 ,有其共通的方面。从晚唐五代到清代 ,由“三李”中两两并提 ,到明确提出“三李”之说 ,并得到认同 ,这一过程是与诗学观念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是在现代思想文化背景下接受“三李”的。“三李”的创作及其接受史是一个丰富的、演绎不尽的话题。

“诗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诗源说"即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诗经》,这是汉魏六朝时期最有权威也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则有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等。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体文学创作的主题表达、表现手法等问题。因此,所谓"诗源说"则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揭示出诗赋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对赋体文学的主题和艺术表现手法作了进一步的规范,从而使赋这种文体进一步明确了自身承担的责任,并使赋之所以为赋的文体性质更加突出。

儒家“诗教”说浅释——读《诗大序》札记

《诗大序》是我国诗歌理论的第一部专著,也是先秦时期儒家诗论的总结。儒家的“诗教”说要求诗歌密切联系现实,讽刺时政,启示后人用诗歌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诗歌”说指出的诗歌对政治的影响和社会教育作用,今天亦有其积极意义。

从启功先生的“诗说”谈诗歌教学拾趣

本文以启功先生就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和演变的诗说为例,介绍了诗歌教学的一些趣味方法,如趣味激将法、趣味启发法、趣味教授法、趣味示范法等。同时,将学生的趣味习作、仿作进行了分享,探讨如何行之有效地从理论到实践教会学生创作或仿写诗歌。

中西“诗画一律说”考辨

本文由西方18世纪关于诗画界限的争论入手,比较研究了我国古代诗与画的发展轨迹。认为中国古代对于诗画特征的把握,恰恰与西方相反:中国古代的诗与画是从强调各自明显的差异开始,逐步走上以表达作者主观情志为媒介的"诗画一律"的共同道路的。而这一转变,得力于山水诗画的出现和发展。如果说标榜"文以载道"的正统儒家学说曾以封建的政治教化来禁锢艺术的发展的话,那么,以"心与景偕"、"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为标准的文人诗画则是凭借"寄情山水"求得人的情感的解放。

《韩诗》辑佚史视角下的《韩诗遗说考》

闽籍学者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是清代中后期杰出的经学家,由父子合撰而成的《三家诗遗说考》在清代三家《诗》学的研究中号称典范。取该书中的《韩诗遗说考》作为研究样本,置之于清代《韩诗》辑佚史中,可以深入观察陈氏父子在《韩诗》研究方面带来的新开拓;但另一方面,通过细致分析,亦可发现陈氏父子对《韩诗》进行辑佚的若干方法还存在问题。只有深入挖掘《韩诗遗说考》的得失,才能更加客观地评价陈氏父子的《韩诗》研究成就。

试论李重华“诗有三要”说

李重华在清代诗坛别树一帜。他提出"诗有三要"的诗学观点,即发窍于音、征色于象、运神于意,对诗歌音韵声律、设色构象和立意内蕴及其间相互关系有独到的见解。对于诗歌的音韵声律,他崇尚"天籁",主张初学者从悟音入手,而又不拘泥于音律的规律。对于诗歌的设色构象,他重视写景在赋比兴手法中的作用。对于诗歌的立意内蕴,他追求以"神"运意的境界。

诗审美态度与禅的态度──“诗禅相通”说研究之一

“诗禅相通”说是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近年不少学者作了研究。作者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以现代视野与框架对这个命题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本文探讨了诗审美态度与禅的态度各自的内在意义，以及两者的同异，指出在西方美学没有引进中国之前冲国诗论家以禅沟通诗，以禅的态度沟通诗审美态度，是一种有理论价值的选择。

“诗教”的兴起与宋代文人的两难处境

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必然是时代心理、观念等因素作用。在北宋末年,有一股“诗教思潮”出现在当时的诗坛上。作为一种思潮。历来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即使有人注意这股思潮中的某些诗人、到批评家,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没有深究这股思潮产生的深刻背景。应该说,诗教在中国文学史上已不是新鲜货色,历代提倡的诗人、批评家不绝如缕,但不同时代的提倡者,其心理动机是迥然不同的,并且侧重点也不一样。那么宋人提倡诗教的心理动机如何,又有什么特点呢?

湖湘诗派的创作倾向

湖湘诗派作为近代诗歌史上尚情而与宋诗派相抗衡的诗歌派别,在创作上表现出了缘情与尚绮的倾向:推崇《楚辞》,以遣悲怀,并用它营造出了诗歌中的文化情境;宗法《文选》,缘情尚绮,欲于近体诗歌之外另辟新体;取道古雅,力求自然,以炼就天然奥美的诗歌品格。湖湘派诗人虽严守古法不变,所追求的则是出于《骚》心《选》旨,而达于典雅自然的诗歌境界,其"缘情"、尚"绮"之风预示着近代诗歌领域主情思想的兴起与对审美精神的追寻。

“诗言志”的多层多质系统观

“诗言志”的多层多质系统观张利群中国诗学的起源和发端自然是《尚书》这本最古老的历史文献汇编中借舜之口而说的“诗言志”了。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中称它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当然也就成为中国文论的开山纲领了。自“诗言志”产生后，历代都对其进行阐释．解...

宋绵初的《韩诗》研究

由汉代学者韩婴创辟的《韩诗》学派是汉代官方《诗》学的重要流派,可惜该学派之著作大多已亡佚于宋代。清代学者盛行辑录《韩诗》佚著的风潮,产生了多种《韩诗》辑本。江苏高邮学者宋绵初对于《韩诗》有着深湛的研究,其所撰《古韩诗说证》和《韩诗内传征》先后成书,展现了他在《韩诗》研究过程中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这两部著作在刊刻之后的流传较为有限,但若将其置于整个清代《韩诗》辑佚的链条中观察,可知宋氏的研究在该领域中居于关键的一环,展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

汉族文论中的“诗味说”对蒙古族文论的影响

从传播学视角考察汉族古典文论中的“诗味说”的生成、发展、传播以及对蒙古族文论的影响。哈斯宝、尹湛纳希等蒙古族作家接受汉族古典文论中的“诗味说”,并使用该学说鉴赏、批评或判断文学作品,给“诗味说”赋予了诸多文化信息,进而在蒙古族文学批评领域逐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诗味说”。

论晁说之的诗歌及诗学观

晁说之的诗歌 ,典型地体现了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联想曲折理性等特点 ,但又避免了江西诗派末流满足玩弄文字技巧的流弊 ,将诗歌创作与社会现实以及忧世伤时的情怀联系起来。他的独特的陶诗观 ,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诗学的多元性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诗气说”与中国新诗节奏的建构

"诗气说"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传统诗学中,抒情诗的基本元素与"气"密切相关。诗是生命的消息,节奏是对"气"的呼应,诗之产生就是气感的音节化。"诗气说"透露的生命意识和自然精神,对新诗自然节奏建构具有重要启迪。由于建构目标不同,"诗气说"在现代诗坛的接受呈两歧现象:自由派从中读出了节奏的自然;传统派从中看到了五七言格律。以生命、自然、自由为原质的"诗气说"赋予了新诗一种超越性力量,这一力量不仅可超越文字而洞悉各种节奏观念的是非曲直,还可超越古今中外的限囿以确立新诗节奏的建设方向。"诗气说"还从传统角度回答了自然节奏论的"所以然"问题,为我们整合各种节奏理论、创立"气息节奏"提供了历史依据。

朱光潜“诗境”说述评

“诗境”说是《诗经》的核心观点之一，也是朱光潜诗学理论的精髓之一。它虽未直接讨论诗的本质问题，但实质上却是朱光潜诗的本质观的核心部分。朱光潜的“诗境”说直接受到王国维《人间词话》“意境”说的启示。王国维《人间词话》提出“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的“境界”说。朱光潜对王氏评价及高，认为《人间词话》是近代文学批评“最精到”的著作，甚至到晚年他还满怀感激地说：“王国维写过一本小书《人间词话》。

钱钟书美学观二题

钱钟书美学观之一是"诗可以怨",并把它看作是"历代文学主流",他认为中国文学史上成功的、重要的作品极少是"歌功颂德"的。因此,古人把"诗可以怨"作为检验作品优劣的标准。钱钟书的"诗怨"说中还集中揭示了"怨"诗中的人性心理和社会心理内涵。钱钟书先生对喜剧没有专门论述,但却重点论述了决定喜剧价值的"笑理",钱钟书先生认为:"不亵不笑""、亦尚中笑理"是"核心明确而边围含混"的朦胧区域,它是审美快乐的最佳境界。"尚中笑理"的笑的艺术作品不管经过多长时间的推排,都不会丧失笑的审美价值。

浅析曹丕的《典论·论文》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关键时期,在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文化呈现着多元化的状态。曹丕的《典论·论文》在文学批评、审美形式等方面树立了丰碑,为创作主体的个性迅速觉醒起到良好作用,促使中国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文学创作成为了有目的的自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