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儒家之“诚”:庞德真诚诗学及其共同体想象

“真诚”在庞德诗歌、翻译及评论中高频出现,是贯穿其创作生涯的核心准则和理想追求。通过拆解和重组儒家相关先行术语,庞德勾连“诚”的意义链条各环节,将儒家之“诚”重构为以自知为内核的概念复合体,为探究其真诚诗学提供微观入口。从“技艺检验真诚”到“文本话语的诚实”,庞德的真诚命题揭示其回归自我并精确表达自我的尝试,彰显其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及其诗学思想社会化倾向的加深。同时,庞德以古代中国为镜鉴,铺展共同体想象,回应现实问题与时代诉求,在中西文明交汇中追寻基于真诚的价值认同。以真诚为起点审视庞德诗学体系建构,对于厘清其诗学观嬗变及诗学革新实践、探析其中国情结与国际视野、熔铸中西共同体理念与价值共识,乃至破解当今人类面临的共生共存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都市情感的“诚”与“真”——读潘向黎小说集《上海爱情浮世绘》

都市情感的幽微曲折始终是潘向黎着意表现的写作主题。在近作《上海爱情浮世绘》中,她既坚持贯彻着对于理想爱情与理想自我的真纯期待,也在小说结构内部的机巧中补充着必要的现实细节。在理想与现实二元冲突的感伤难题之下,潘向黎谨慎地试图实现作者的文本权力与复杂的人性情感之间的和谐,并赋予作品以“诚”与“真”的积极力量。

“诚”文化背景下的课堂教学实践与思考--以小学数学为例

随着新课标的颁布,培养小学生核心素养已经成为课堂教学的主旋律,如何让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落地生根,已经成为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不懈追求.“诚”文化是我校基于陶行知“真人”思想指导下提出的文化样态,“诚”文化背景下的课堂教学将呈现“守正”“求真”“务实”的特点,让教育回归本质,实现学生有效学习.

《四书》“诚”析

“诚”是儒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尚书》《周易》《诗经》等早期儒家经典著作中都有“诚”的思想。本文把《四书》中“诚”的观念作为一个整体讨论,有助于把握中国古代哲学中“诚”的丰富含义和它的历史渊源,并希望从此探究中能对先秦儒家“诚”的思想及其价值有总体的理解。

社会转型时期的诚信问题（笔谈）——“信”以“诚”成：论诚信修养

诚信修养是由“诚信”和“修养”两个词构成的复合体。“修养”一词的含义非常广泛。“修”的本义是整治、提高；“养”的本义是培育、长养。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培养提高的意思。“诚信”又是由“诚”与“信”两个概念组成的。按照“诚”和“信”的关系，“诚”即“内诚于心”，指内心的诚实、真诚、不欺、不弄虚做假；“信”即“外信于人”，指信用、守信和信任；诚信即一种内心忠诚而取信于人的思想和行为，诚信也因此成为衡量一个人为人处事方面的一种个性品质。诚信品质体现为一种真实不欺、诚心诚意、信守诺言的态度和言行。

儒家“诚”范畴的发展

儒家的"诚"范畴自其产生后,在宋明时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宋明理学对"诚"如何贯穿"天道"、"人性"作了具体的阐释;另一方面,宋明理学对"诚"的道德内涵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种发展使"诚"的内涵更为丰富,更为完整。

诚:儒家心学的奠基性观念——试论《中庸》“诚”说

儒家心学一系的基本思想进路 ,在于寻求意识主体的落实 ,并最终在人的内在性上找到其确立的根基作为最高本体。这种本体不是一个现成的他者 ,而是一个敞开的 ,由人的直觉体悟、并由此而得以成立的。通过对《中庸》一文中的核心观念“诚”的考察 ,认为 :“诚”是《中庸》所建构的世界的奠基性观念 。

李翱“诚”的思想及意义

唐代儒家学者李翱在《复性书》中提出具有本体色彩的"诚"概念,李翱认为至诚不但可以修性,而且可以化物育物。至诚发挥到最高阶段,就能达到尽人、物之性,就能实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理想境界。李翱力求将主体的人道与本体的天道之间因明诚而融为一体,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论儒家“诚”与德性的关系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诚”与德性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诚”是至高的德性;(2)“诚”是德性的心灵根基;(3)“诚”是其他诸德之体。

伦理学说的重建与创新:《吕氏春秋》的“忠”与“诚”概念探析

本文经过《吕氏春秋》的“忠”和“诚”两个概念的内容以及在其论述中的角色之分析,欲论证《吕氏春秋》的作者(或编者)坚信“忠”“诚”等伦理价值的实践是为了建立治理天下的国家不可或缺之条件。具体而言,《吕氏春秋》的“忠”和“诚”论向战国中期后思想趋势提出以下三个观点:(1)更具备说服力的伦理学说之重建;(2)将“超乎地域性”和“非语言”涵义赋予伦理学说;(3)合乎伦理需求且实际可行的统治术之提出。在此我们能够确认《吕氏春秋》的伦理学说未必只是为了协助对秦王单方面有利的君臣关系建立来提出,也未必代表秦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情况。

周敦颐“诚”的道德思想研究

周敦颐是理学开山之祖,他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所著《太极图说》《通书》。周敦颐以"诚"为本的道德思想是十分缜密的体系,他认为太极和"诚"都处在宇宙万物化生过程的始终,都是宇宙论和价值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周敦颐在《太极图说》《通书》中体现了"诚"的主要思想,阐述了周敦颐心纯主静、学思兼进、迁善改过、进德修业、立诚务实等道德践行的思想。

二程“诚”思想对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启示

程颢、程颐兄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诚"在他们的思想体系和学说中占重要地位。他们的"诚"思想内涵丰富能够为解决当前大学生诚信意识滑坡问题和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提供借鉴和参考。

试析我国古代“诚”与“信”思想及语词的发端

诚信是我国传统道德重要的规范之一。对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经济上的经营之道,政治上的为政之道及伦理道德的养成之道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前的上古时代就开始萌芽了。它起源于人们日常活动及人对自己行为的自党自律。而"诚"与"信"又是两个有着不同含义、相对独立又可互训相通的字。"诚"与"信"最初是单独使用的。从先秦开始,"诚"与"信"即开始连用,意义没太大变化。

杜维明论“诚”与“成人”教育

“诚”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儒家思想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灵魂;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近年来积极倡导“成人”的人文教育理念,并以“诚”的传统精神做理论上的依托;他以“终极的自我转化”为核心的求“诚”(教育)观,强调以自我道德意识的提升作为教育的根本属性和首要关切;这一独具特色的思想,对于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当代中国教育之片面追求实效的功利主义倾向,以及当代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有着毋庸置疑的纠正意义,对于当前的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也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诚”体现于“雅”中——毛泽东与民主党派的交往

《礼记·中庸》告诉我们：“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是天的德行，使自身做到“诚”也是人的德行，“诚”就是人的自我完善。诚信是毛泽东人际交往思想的基础，是巨大交往活力的源泉。

《中庸》“诚”思想的诠释及其当代价值

《中庸》是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诚"既是最根本的哲学范畴,又是最基本的道德范畴,更是"天道"与"人道",即"天人合一"的桥梁与纽带。"诚"是整个儒学得以建立的基础,是中庸之道的基础和保证,也是中庸之道的外在体现。在当代社会环境下,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庸》"诚"思想对于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为学和弘道需要“诚”——试论当前学与道分离的困境与出路

尊师之道,是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美德,并影响东亚各国。当前教育界、学术界相继出现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失落,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我们以忧患的心情,从各个层面阐发了学术自由与规范、创新与抄袭、道德与腐败、责任与义务等的关系,并从中国现代学术规范的省思中,反思中国儒、佛两家的学术规范。这种不良行为的根源,是因为师不尊、道不重的缘故。尊师重道,一为尊师之道;一是自尊之道。前者为为学之道,后者为为师之道。教育界、学术界教师只有自尊,才能获得社会、他人、学生的尊敬。教师的为师之道包括师德、师才、师法,教师为人师表、为人模范,是人们所敬仰的人类灵魂的塑造者,这就要求教师有崇高的道德情操,才能肩负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的重任。在学术研究中要严格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严禁学术腐败。教师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既要勤学、勤思、勤练,学问渊博,掌握新知,又要精心备课,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严以律己,才能净化学术生态环境。学生要像尊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尊敬老师,向老师学习。学生一方面要勤学苦练,虚心好学,学以致用,成为国家的栋梁;另一方面“师不必贤于弟子”,师生平等讨论,教学相长。尊师的为学之道和师自尊的为师之道都应以“诚?

“仁”以“诚”立：社会公益组织的诚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公益组织迅速发展，许多热心公益事业的有识之士，应社会所需，集民资、聚群力，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劳动、民政等领域，兴办了大量社会公益类组织。这些社会公益组织为在提供公共服务、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日益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随着中国人世和相关政策的实施，中国的非营利的社会公益组织获得加速发展。而公益组织的诚信问题，财务管理问题，监督问题，日益迫切地摆在我们的日程上，关系到各类公益组织的运作能力、受信任度和发展前景。

论儒家“诚”的培养的不同路向

儒家在“诚”的培养问题上坚持着两条不同的路向,一为切己自反、发明本心的内向型,一为发明本心与格物致知相结合的内外兼修型。但是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即都强调个体的道德自觉在“诚”的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