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与“并非闲话”之间——重审“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论争的发生

《闲话》与《并非闲话》的发表,打响了陈西滢与周氏兄弟间的笔战,拉开了“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论战的帷幕“。女师大风潮”作为“闲话”事端的背景却并非论战发生的主要原因,其背后派系势力的缠斗更为重要;随着风潮运动从“驱杨”转向“倒章”,论战从周陈之争升级为两个集体间的对峙,体现出双方自觉的社团意识及对舆论话语权的激烈竞争。鲁迅与周作人成为论战的“先锋”并不是其个体性被派系势力和社团归属所湮没,只是大环境中的个人在各种机缘下产生了恰与某集体价值合拍的私人化情绪,个体声音与集体力量相互借势针对同一目标时,便产生了“代言人”的效果。种种非文化因素的干扰介入使“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论争溢出了文化场的“是非”逻辑,隐现着后五四时代文化生态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