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惠效应——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包容性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国际合作平台。本文利用“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从包容性增长视角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惠效应。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包容性增长,政策协调机制有助于强化中国企业OFDI的积极作用,且中国企业OFDI的积极作用通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溢出和民生水平改善产生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对中国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作用,验证了“一带一路”的互惠理念。中国企业OFDI对经济联系密切地区产生广泛的包容性溢出效应,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本文研究对于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汇率、贸易壁垒与企业“诱发性”对外投资决策

将汇率冲击、贸易壁垒与"诱发性"对外直接投资置于一个理论框架下,揭示其间的诱发机制与综合传导路径,得出结论如下:跨越贸易壁垒是诱发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重要动因,汇率对直接投资流出可能具有"双向性"作用;在遭遇东道国反倾销威胁时,市场规模对企业对外投资的"跨越"动机起到制约作用;企业拥有的成本优势越具备"可转移"特征,越容易"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形成;行业内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则越能"诱发"企业从事对外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壁垒诱发的跨越行为

除了"资源导向"的战略意义和援助项目的政治意义以外,中国对外投资表现出显著的"诱发"特征,即一种"壁垒跨越"刺激下的企业投资行为。本文认为,以反倾销和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是刺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时,这一"诱发"特征存在国别(地区)差异,这种差别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边市场规模的约束。最后,我们考虑了地理距离和贸易政策滞后性的作用。

制度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对“制度接近性”假说的再检验

文章将制度距离、OFDI和出口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探讨制度距离对OFDI出口效应的影响机制与具体效应,并采用2004—2015年157个国家的跨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中国OFDI的出口带动效应总体上是不确定的,需要考虑制度距离这一关键因素的影响。第二,制度距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能够显著地增强OFDI的出口效应。制度距离越大,对OFDI的出口带动效应越强。第三,中国OFDI偏向于制度质量较低且与中国制度接近的国家,在这些国家OFDI的出口带动效应随着制度质量上升而增大。但是在制度质量更高的国家,OFDI的出口带动效应不显著。这一发现有效地弥合并推进了中国OFDI"特殊性"理论与国际经济学中的OFDI投资"制度接近性"理论。因此,应在识别制度距离的方向与幅度的基础上推行差别化的鼓励政策和扶持措施,以更大地激发OFDI的出口带动效应,推动中国对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高质量持续增长。

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诱发要素——基于“金砖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的研究大多从东道国区位优势的角度出发,基于投资母国的研究较少;针对单个国家的研究较多,对多国的实证研究较少;单从经济角度或制度角度切入的研究较多,综合考虑各类因素的研究较少。本文选取"金砖国家"2003—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以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为基础,从投资母国的视角,探讨贸易要素、能力要素和政策要素对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及其影响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机理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进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则进一步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拓展了新方向。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引导我国生产性服务企业借助“一带一路”更好地“走出去”,对于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当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时,生产性服务业结构系数就会相应增加0.1112421%。同时两者之间具有长期的良好协整性,并且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贡献率逐渐提高,最终趋于一个稳定值,维持在50%左右的一个较高水平。

金融结构、资本运行效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厘清金融结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机制的基础之上,运用200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机制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显著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但在不同阶段下,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不同的作用。同时,一系列内生性问题处理方法也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机制分析表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通过提高资本形成效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和提升资本产出效率的机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的适应性和对创新水平的匹配性,有助于显著增强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国际收支:机理分析与尝试性检验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它既有资本运动本身带来的影响,也有非经济要素的影响。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出口带动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而改善母国国际收支状况;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又因初期的资金汇出、出口替代、反向进口以及海外企业利润再投资而恶化母国国际收支。就中国而言,对外直接投资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金融支持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资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的新证据

为了探研金融支持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与路径等问题,利用2003-2018年中资商业银行在138个“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分支机构的数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借助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外部融资约束、信息不对称等,是如何通过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临界生产率,进而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决策;通过加入更多控制因素、重新进行OFDI测度、剔除“避税天堂”、运用PPML方法、滞后变量、异方差估计以及构造工具变量等论证了结论的可靠性。研究认为:中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的设立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资商业银行在东道国设立的分支机构数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使得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增加1.34个百分点;中资商业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的设立将会通过增加外部融资可获得性、减少信息不对称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这一促进作用对于收入水平较高的、政治稳定性程度、公民话语权以及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更强。研究表明,需要加快中资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机构布局,构建完善的金融支持网络和东道国投资信息库;积极扩大业务范围,增加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供给,实现金融服务的供需匹配;提高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和融资便利。

根植性、生态位视角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变: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演变;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演变;投资主体与投资方式的演变。改革开放之初,一方面由于港澳地区与中国大陆特殊的政治及地理联系,他们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20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初,一方面由于服务业、对外贸易的产业根植性及地域根植性都较弱,这些行业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寻求扩张,加之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和政府的推波助澜,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企业开始涉足欧美等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国内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兵分两路。演变的本质是整合,整合是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应该关注的焦点。

发达国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借鉴

发达国家鼓励其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成效明显,近年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掀起的投资浪潮更是与其国家政策密不可分。研究其扶持性政策的组成和要点,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着重要借鉴意义,为我国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贸易壁垒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了吗?——基于二元边际的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相关理论模型,利用中国与107个国家之间的面板数据,以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为被解释变量,采用混合OLS回归模型对贸易壁垒与企业OFDI二元边际进行实证分析,并以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滞后项为被解释变量,采用GMM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非关税贸易壁垒对企业OFDI的扩展边际有显著的诱发效应,但对企业OFDI的集约边际促进效应不显著。第二,从不同的贸易壁垒来看:非关税贸易壁垒中,反倾销对企业OFDI的扩展边际有显著的诱发效应,对企业OFDI的集约边际无显著影响;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对企业OFDI的二元边际无显著影响;特别保障措施对企业OFDI的二元边际有显著抑制作用;关税贸易壁垒对企业OFDI的二元边际无显著影响。第三,从东道国国家与行业的异质性角度分析,若对中国实施贸易壁垒,则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OFDI的二元边际产生抑制效应;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企业OFDI的二元边际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第四,非关税贸易壁垒对企业OFDI的扩展边际至少有5年的持续性影响,随着年份增加,影响越来越小。

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的测度与应用——基于国际比较视角

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对外直接投资逐渐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也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在梳理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对常用的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进行改造,设立三种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即投资市场占有率、投资竞争力和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标。针对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前十位的国家进行评价和应用,着重比较美国、日本和中国,分析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水平,并提出三种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评价指标的改良方向和应用领域。

浅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

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尤其是与出口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已表现出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交叉发展特征，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的联系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并且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两种重要表现而具有越来越强的不可分割性。本文重点从我国目前以对外产业内垂直型投资为主的投资特点所带来的出口引致效应分析了我国对外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能源企业对外投资决策适当性问题实证探析

能源对外投资战略决策的适当性关乎投资的成败,适当的投资决策是投资成功的关键。决策的适当性涉及区位选择、投资方式、经营模式、时机选择、投资对象等诸多方面。通过模型分析探讨投资模式的效益性,以投资决策的适当性来评判和规范我国能源企业对外投资决策。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就业的影响——以云南省为例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速度都在逐年上升,其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日益显现。文章以中国西部云南省为例,梳理近年来云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与区域选择,从直接与间接两方面对云南省对外投资对其省内就业的影响作尝试性研究,并对其提出政策性建议。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 促进对外投资

随着我国政府号召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跨国经营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选择。为了适应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需要,中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系,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中也存在着诸多亟需完善的方面。因此,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系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双向直接投资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份(西藏除外)2005-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法,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双向直接投资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初期不显著,但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后,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特征,东部地区需继续发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优势,中部和西部地区则要依靠对外直接投资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化升级。此外,城市化水平、市场化指数、产权保护、人力资本以及国内研发水平也对生产性服务业有着显著促进作用。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促进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模型的设计及其数据的回归分析,所得到的结果表明: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实际GDP增长、信息技术服务产业产值增加和生产者价格指数上升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明显,增值税占税收收入比重下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正向作用,但并不明显。以此为依据,提出政府一方面要采用市场化手段,鼓励企业加大人力资本和科技投入,实施走出去企业发展战略;另一方面要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技术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台湾和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之比较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随着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推进,台湾和韩国相继进行了对外投资。截至今年6月,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分别达到41.97亿美元和43.2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在40％以上。目前,它们已成为继日本之后东亚地区最主要的资本供给者。因此,研究它们的资本输出特点和结构变化过程,并比较其异同点,对我国加速引进外资和发展对外投资均有借鉴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