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人”与《汤姆琼斯》中的叙述者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的"说书人"与《汤姆·琼斯》中的叙述者在叙述特征上享有共同点,即以第一人称自称和拥有全知的叙事视角。文章运用日奈特有关叙述者"交际功能"理论,从叙述者与读者沟通的方式和程度两个方面着重剖析两者的差异,并试图从创作动机上探寻差异的根由。

明清英雄传奇小说“说书人”叙述中的谶语——以《水浒传》和《说岳全传》为例

“说书人”叙述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一种独特的叙述体制,其来源于“说话”艺术中说书人讲述故事的方式。明清英雄传奇小说的作者在以“说书人”叙述谋篇布局的内容中,常以谶语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并对后文情节作出预言。正是由于二者有着共同的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作用,“说书人”叙述因此能够运用谶语以预示本回和后文内容;吸引读者,制造悬念,使情节引人入胜;推动情节发展并深化小说主题。因谶语内容、作用对象和叙述层面的不同,“说书人”叙述中的谶语与故事中的谶语又存在着较大区别。

《过昭关》:“说书人”叙述机制的重拾与符号的意象表征

《过昭关》是一部由霍猛自编自导的小成本公路片。在影片中导演重拾“说书人”叙述机制进行叙事,采用插曲段落式的情节建构起电影的宏观框架,一条乡村公路串联起电影的叙事逻辑和主题表达。电影对农村留守群体的关注、生命的体悟、人生的哲思等的叙述让电影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文章主要从“说书人”叙述机制的叙事再现、语言符号下乡村宗族观念的重建、“路”的隐喻表达三方面来分析。

从古代“说书人”到现代“UP主”——对喜剧表现形式演变的思考

“笑中有乾坤”反映了喜剧作为表演艺术的一种形式,能够通过幽默、滑稽、夸张等手段引发观众的共鸣和欢笑,从而达到陶冶情操、放松身心的效果。因此,喜剧一直是表演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论述古代“说书人”及现代“UP主”的喜剧表现形式,并结合了文化影响、历史背景和技术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探讨了喜剧表现形式的演变及其呈现的不同特点。

论“十七年”电影的“说书人”特质

“说书人”叙事者是中国“十七年”时期电影的重要叙事要素。此时电影的“说书人”叙事者主要有三个叙事类型:通过大量字幕、画外音形成权威发言者身份的介入式叙事者,借助特定声音或剧中人物建构故事讲述主体的对话式叙事者,以及引入民族音乐,通过歌词与曲调的融合来增强电影民族性的音乐叙事者。电影“说书人”叙事使得故事以更亲和的叙事姿态接近受众,同时产生的间离效果又保证了电影的政治与教育功能,促成了“十七年”电影特有的人民电影品格。

赵树理小说的隐含书场格局

赵树理的小说在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拟书场格局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扬弃了白话小说中程式化的格套,同时又吸收了“五四”小说中“作者化身“的叙述方式,从而创造出一种新颖独特的隐含书场格局的叙述模式。赵树理之所以要创造这种叙述模式,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典小说中已延续七百年的“说书人”叙述者已经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