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污染谁治理”原则的局限性以及完善对策

由于环境污染的复杂性,长期性,主体的多样性等环境固有的属性,"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如污染主体多元化,费用标准,污染主体的负担能力以及潜污染问题。本文从政府积极性行政和公众参与环境"谁污染谁治理"原则科学合理地贯彻和实施中,提出了完善其局限性的对策。

长江中下游城市内涝与雨季污染协同治理对策

针对长江中下游城市内涝与雨季污染协同治理的突出问题,对城市水安全、雨季水体返黑返臭风险和河湖水生态退化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发现长江中下游城市河网密度高、降水量大、暴雨多发,同时人口密集、经济发展水平高,内涝、污染、生态退化等水问题突出;城市内涝频发,雨季污染造成某些城市水体局部返黑返臭,严重影响城市水环境品质,成为制约长江中下游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瓶颈问题。提出了建立三级内涝协同防治体系、构建城市“绿-灰-蓝”设施耦合工程体系、协同推进水体品质提升与生态修复等建议。

数字治理中公平原则的遮蔽与解蔽——对数字治理效率优先的批判

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形成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形态。数字技术以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重构社会治理方式,即在治理中高效处理数据信息、优化升级治理过程、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以及实现多场景应用。数字技术对效率优先原则的追求和强化,使数字治理的生发和走向受到技术逻辑的控制和主导,遮蔽了其价值内核:公平原则。这表现为,数字技术“窄化”治理数据信息、“非中立化”治理决策行为、抑制人的主体性发挥、扩张政府和企业的权力等。公平作为内嵌于数字治理之中的伦理价值和社会性内核,是数字治理的应然目标和实然追求。因此,要想真正“解放”数字治理的“生产力”,需要通过完善治理数据信息、规范治理决策过程、推动人的主体性建构和限制权力无序扩张等途径,追求数字治理中效率与公平的“互构”,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与空气污染治理——基于城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2013年颁布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是我国首个针对环境突出问题开展综合治理的行动计划;为巩固治理效果,应对动态变化的环境问题,2018年国务院进一步发布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研究利用中国258个城市2013年1月至2020年9月日度空气污染数据,实证检验了上述两阶段政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并从不同污染物治理效果、时间和区域异质性等角度分析了政策效应的差异。结果指出:第一,“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均显著降低了AQI、PM_(2.5)、PM_(10)、SO_(2)、NO_(2)、CO;第二,相比“大气十条”,“蓝天保卫战”对NO_(2)的减排效应更高,且实现对O_(3)的协同治理;第三,“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对各污染物的减排效应因供暖时期、地区能源资源禀赋呈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特征。

长江经济带跨界污染协同治理动力机制分析——基于扎根理论

传统的“政府单核”思维和单一的属地治理模式已无法有效回应跨界污染问题,以“多元共治、区域合作、协调对话”为主要方式的协同治理更加符合当下的治理需求。立足于长江经济带,通过对跨界污染事件报道的扎根分析,构建了协同治理动力机制模型,提炼出外源驱动、内生驱动、多元共治、赋能建设、思想引导和流程优化六个主导要素,进一步归纳为驱动力、能动力和执行力三维动力,分别作用于协同意愿、协同结构和协同过程三个阶段。利用模型对跨界污染事件进行回溯分析后发现,当前长江经济带跨界污染协同治理总体上存在驱动力失衡、能动力不足和执行力有限的问题,应结合具体实际有的放矢地予以强化。

生态补偿视角下流域跨界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设计及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流域相邻两地区和流域管理机构三方博弈主体,引入双向生态补偿-奖惩机制,构建流域跨界水污染三方演化博弈理论模型。通过稳定性分析得出流域跨界水污染协同治理理想状态的稳定条件,并结合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案例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1)引入双向生态补偿-奖惩机制可有效推动新安江流域相邻两地采取达标排放行为,促使系统达到(1, 1, 0)稳定状态;(2)动态奖惩机制组合使用有助于系统演化,从博弈主体初始意愿、实施效能和支持倾向等角度综合考虑,动态奖励-静态惩罚策略监管效果最优,动态奖励-动态惩罚策略次之;(3)流域跨界水污染协同治理的实现策略与相邻两地达标排放的治理成本与收益、双向生态补偿金额度、流域管理机构发放生态补偿奖励金额、积极监管成本和收益等因素密切相关。

面向新污染物风险治理的环境监管

基于新污染物“高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以及“生物累积性”三大特征,在传统生态环境监管思维下,新污染物将引致“累积性环境健康风险”“弥散性生态环境风险”“突发性环境社会风险”,面对这一风险叠加的挑战,传统环境监管面临多重困境:一是现行环境监管体系无法解决新污染物环境健康风险的积极预防性需求;二是常规环境监管体系难以应对新污染物生态环境风险的协同性治理需求;三是传统环境监管模式难以满足新污染物社会风险的应急性防治需求。针对传统生态环境监管存在的以上困境,提出以下符合新污染物治理需求的环境监管优化策略:面向新污染物健康风险更新现有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对焦新污染物生态环境风险填补生态环境监管漏洞;因应新污染物社会风险破解生态环境监管失灵。面对新污染物治理的风险挑战,结合生态环境监管优化的相关策略,生态环境监管转型的任务应包括以下3个方面:一是确立风险的“积极预防”目标更新生态环境监管体系;二是以全过程、动态化风险协同防控思路补强生态环境监管链条;三是以建构环境社会风险弹性治理机制完善生态环境监管模式。而根据以上思路,面向新污染物风险治理的环境监管优化又蕴含了需从治理的立法目标、规制范围与规范体系等路径,探索制度完善的需求,相应的具体规范内容包括确立生态环境一般法中风险的“积极预防”原则及其适用规则,借鉴“生命周期治理”理念设立新污染物风险全过程协同治理的类型化规则以及构建新污染物环境社会风险的弹性化治理制度等方面。

地位感知与民营企业长效污染治理

地位感知反映企业主的社会心理,是影响民营企业治理水平的“软抓手”。从交纳治污费的末端治理,转向采购治污设备、绿色创新和流程改造等前端治理,是民营企业建立长效污染治理机制的体现。本文实证检验了地位感知对民营企业长效污染治理的影响,并给出社会心理机制的解释:(1)地位感知越高,企业前端污染治理投入越高,但对末端污染治理投入没有显著影响;(2)表征能力动机的经济地位感知对前端和末端治理投入均有显著正影响;(3)表征利他动机(或亲社会动机)的社会地位感知只会提升前端污染治理投入;(4)表征声望动机的政治地位感知对前端和末端污染治理均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减少企业的环保违规;(5)地位感知也会改善企业主经营信心和预期,优化企业污染治理。此外,正式污染治理制度不足时,地位感知的作用凸显,二者呈替代关系;地位感知的长效污染治理效应依赖于民营企业的绩效实力。研究结论从改善民营企业污染治理的角度,提供了对肯定民营企业家地位的社会价值的认知,具有有益的政策启示。

桃树病虫害防治中的农药污染及治理

桃树病虫害频发已成为制约桃果品质和产量的重要因素。准确及时地发现病虫害,辅以病虫害绿色防治,科学地选择和使用,可防止农药污染。文章主要介绍桃树病虫害防治中的农药污染及治理措施。根据桃树病虫害的发生特点,合理选择和使用农药,达到降低农药污染的效果。同时,将农药防治与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治措施协调使用,以生物药剂代替化学药剂,可减少农药残留和污染,提升桃果品质与质量安全。

专栏评述:高级氧化技术在新污染物治理中的未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国办发〔2022〕15号)精神,深化新污染物末端治理,加强新污染物相关新理论和新技术等的研究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在“双碳”减排、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为促进以新污染物为处理目标的高级氧化技术相关科研成果的快速交流,本刊特开设“高级氧化技术在新污染物治理中的未来”专栏,持续并及时报道高级氧化技术在新污染物治理中的前沿性、创新性研究成果,积极探索高级氧化技术在新污染物治理中的应用潜力及未来发展方向。

从管制到合作:环境法合作原则下水污染治理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水资源的公众共用物属性决定我国必须重塑政府、市场和公众之间权力与权利的配置,实现水污染合作治理。环境法合作原则的内在规范性表明这种合作治理有其应然的法治价值。现行水污染管制模式的集权性、单向性和封闭性导致水污染治理目标的异化、公众参与回应性不足以及司法保障的乏力。因此,应在水污染治理中有序规束各治理主体的权力与权利,明晰治理目标,架构多元合作治理机制,实现环境司法模式及其功能的转型,推动水污染治理迈向顺应法治主流的社会合作治理模式。

废弃工厂附近土壤污染程度评价及治理方案研究

针对废弃工厂附近土壤污染问题,此研究提出废弃工厂附近土壤污染程度评价及治理方案研究。根据污染物的来源与种类,选取能够表征土壤污染程度的评价指标并建立指标体系。运用模糊关系函数来描述各评价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由此计算各评价指标因子的隶属度值。基于此,求取研究区域的土壤污染指数,实现污染程度评价,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污染治理方案。实例应用结果显示,所提方法能准确地评估出研究区域的土壤污染程度等级,评价精度较高。

有效发挥乡规民约治理功能需要把握的重要原则

现代乡规民约具有行政嵌入性的内生规则,是完备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体系的重要实践形式,对于拓展村民自治、完备治理规则、推进乡风文明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一步有效发挥乡规民约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必须把握整体系统原则、多元参与原则、平等协商原则、法治规范原则、动态调适原则、个性多样原则和文化浸润原则。这些重要原则既体现了乡规民约治理功能发挥的目标指向,同时也是衡量评估其治理功效的重要标准。

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的机制设计及演化路径分析——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为探寻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的生成逻辑和演化路径,采用协同学和演化博弈理论,建立两方联合和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通过稳定性分析明确系统均衡状态;仿真分析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及该流域杭州-黄山市水污染治理案例,廓清协同治理作用路径和实现策略。研究发现: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蕴含属地治理和府际治理的统一,横纵向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核心外部因素是引入中央政府积极督察;中央政府督察需结合不同博弈主体收益成本变动和不同博弈阶段,适时调整投入规模和督察力度,两方属地治理督察力度不宜过低,三方府际治理督察力度应适时下降;排污权交易和双向生态补偿-奖惩机制一定程度上可提升博弈主体治污动力,推动水污染积极治理行为实现,但案例中二者涉及子要素投入比例仍需优化。

煤矿生产区周边水体环境重金属污染分析与治理技术

水体环境受污染会严重影响生态平衡,利用物理化学技术与生物治理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治理煤矿生产区水体环境重金属污染。在分析重金属污染情况后,考虑到重金属污染物进入水体后会出现降解、沉淀、氧化以及吸附反应,根据水体环境实时变化特征,利用物理与化学治理技术实施过滤、物理吸附、土壤淋漓以及化学固化操作。同时,利用水中微生物种群,通过生物治理的方式,消纳、转移重金属污染物。实验结果表明,该技术对水中的锰、铁以及铬等重金属元素均能高效地治理、去除。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类型化”认定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行为人的多元性、行为的多重性、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增加了人民法院认定其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难度,导致其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在裁判文书中呈现出“理论含混、表述迥异”的样态。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作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亟需以“污染者担责”原则为指引、以识别“污染者”和“非污染者”身份为基础确立“类型化”的认定路径。在排污企业与治污主体间有意思联络的情形下,两者均为“污染者”,此时各自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宜采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在排污企业与治污主体间无意思联络的情形下,两者中必有一方为“污染者”,其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宜采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另一方则为“非污染者”,其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宜采相当因果关系理论。

选择实验视角下塑料污染治理的农业生态价值评估——来自黑、豫、浙、粤、川五省的经验证据

塑料为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其废弃物的不当管理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了科学评估塑料污染治理的农业生态价值,合理确定污染治理措施的优先序,优化塑料污染治理投入资源配置,论文设计了一个包括源头减量、回收利用、清理整治与价格等属性的选择实验,以黑、豫、浙、粤、川5省487份调研数据为例,利用条件Logit模型测算塑料污染治理的边际支付意愿与塑料污染治理价值的补偿剩余。研究表明:(1)受访农业居民在塑料污染治理特征属性上的偏好为:源头减量>清理整治>回收利用,其支付意愿分别为:32.79元/人、25.27元/人、15.78元/人;(2)通过补偿剩余测算,为解决塑料污染治理难题,受访农业居民污染治理支付意愿为147.68元/人。应逐步构建起“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塑料污染全生命周期治理体系,优先考虑源头减量和清理整治方面的治理措施。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权利构造与制度完善

权利保障是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产生和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而权利本身也是环境治理的重要工具。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包括公权利与权力、私权利与权力、公权利与私权利、私权利与私权利四种构造,且在构造中形成了多元参与、公私融合、利益均衡的作用机理。以此来检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现实制度,可知主要存在政府治理权责的转变滞后与自我消解、社会公众与个体公民权利实现的路径缺失、市场主体规制的界限模糊与管制不当等几个方面的困境。有鉴于此,应从权利和权力合作与制约、权利与权利衡平与配合的角度,以宏观上规范更新和微观上制度优化的互动式发展来因应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权利构造对传统治理模式的结构性调整,从而实现环境治理的最大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