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运输毒品罪的罪名、罪数及既未遂形态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贩卖、运输毒品罪可以浓缩为贩运毒品罪 ,对进出国境的贩运行为以走私毒品罪论处 ;对在一定期间内贩运不同宗毒品的 ,如果存在连续关系 ,以一罪论 ;如果不存在连续关系 ,应认定为数罪而并罚 ;贩卖毒品罪既遂标准可确定为“成交”

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司法适用问题浅析

运输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焦点,两罪的法定刑差异过大,且具有部分重叠行为,尽管定罪量刑的指导意见不断更新,但是如何定罪及定何罪争论不断。通过对吸毒者运输毒品、短距离运输毒品、代购毒品这三个主要问题进行讨论分析,既为了使判决具有统一性,也为了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从而进一步推动理论实务界对两罪的认定和处罚问题的完善。

浅析贩卖、运输毒品罪的既遂和未遂

贩卖、运输毒品罪是故意犯罪。其客观方面通常表现为购买、出售毒品的行为和将毒品从甲地运往乙地的行为。如果行为人将上述行为实施完毕的，其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的既遂自无异议。但是，当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购买行为或并未完成出售行为，或者尚未将毒品运达目的地时就...

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1〕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毒品犯罪。然而就立法而言,本罪并非完美无缺。本罪在罪名、立法模式以及刑罚等方面存在缺陷,需要对其进行完善,建立较为合理的犯罪体系,以利更公正、准确的打击此种犯罪。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未经处理”之含义考探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的"未经处理"只能解释为"未经刑事处罚",将非刑罚处置措施、行政责任或者其他法律责任视为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行为的处理方式是缺乏法律根据的。但是如此解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使得刑罚过于严厉、影响刑法用语的统一性等,但是对于这些问题,非刑法解释所能为之,只能够通过刑事立法予以解决。

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概念应当全面含盖刑法第347条、第350条第2款、第355条的规定,作者据此对本罪的概念和特征作出了重新界定。文章还列表表示了本罪数额与情节和刑罚适用的关系,列表界定了毒品再犯制度与累犯制度的联系和区别。

贩卖、运输毒品罪疑难问题解析

贩卖、运输毒品罪的数量以及复杂疑难程度在毒品犯罪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作为司法实践中侦破贩卖、运输毒品案件最常用且有效的特殊侦查措施,前者已经得到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认可,对于利用其侦破的毒品买卖案件,按照毒品是否被侦查机关替换,可以区分为原物的控制下交付和替代物的控制下交付,原物的控制下交付可以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以无毒物替代毒品由于对象不能则只能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未遂,而对于利用后者侦破的毒品案件则需要区别对待,利用犯意型诱惑侦查收集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范畴,而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则可以作为侦破毒品案件的有效、正当措施。另外"以牟利为目的"不是贩卖毒品罪的必备要素,贩卖毒品罪既遂的标志是毒品的交付,运输毒品根据运输目的的不同,可以区别为"为走私、贩卖而运输"、"为转移而运输"、"为吸食而运输"三种形式,分别构成不同的犯罪。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既未遂形态认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包含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四种行为方式,对于该罪既未遂形态的认定应当分别就四种行为方式进行具体分析。对于走私毒品罪,毒品是否顺利进或者出国(边)境是判断既遂与否的标准;对于贩卖毒品罪,应依交易双方依买卖毒品的意思转移占有为准;而运输毒品罪的既遂只需要行为人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即可,而不论是否将毒品运到目的地;制造毒品罪应以实际上制造出毒品为既遂标准,着手制造毒品后,没有实际上制造出毒品的,则是制造毒品未遂。

贩卖、运输毒品罪既遂标准探讨

在界定“贩卖”一词的既遂标准之时,要从厘清“贩卖”一词的语义出发,了解其构词特点,寻求其核心语义,并以此来作为“行为完成程度”的参照,从而在理论上确立贩卖行为达到既遂的标准;运输毒品罪属于行为犯,行为犯以行为实施到一定程度作为既遂标准,运输毒品罪应以运输毒品的“合理位移”作为犯罪既遂的临界点,而“合理位移”的标准需在个案中根据相关因素加以认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刑罚适用问题研究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是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主要类型,也是对社会管理秩序造成危害与威胁最严重的一类犯罪。如何从刑罚适用的角度探讨打击方法,是有效遏制此类犯罪、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的必然要求。在当前形势下,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但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贩卖、运输毒品罪司法实践疑难问题解析

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作为司法实践中侦破贩卖、运输毒品案件最常用且有效的特殊侦查措施,前者已经得到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认可,对于利用其侦破的毒品买卖案件,按照毒品是否被侦查机关替换,可以区分为原物的控制下交付和替代物的控制下交付,原物的控制下交付可以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以无毒物替代毒品则只能构成贩卖毒品罪的未遂,而对于利用后者侦破的毒品案件则需要区别对待,利用犯意型诱惑侦查收集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范畴,而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则可以作为侦破毒品案件的有效、正当措施。"以牟利为目的"不是贩卖毒品罪的必备要素,贩卖毒品罪既遂的标志是毒品的交付,运输毒品根据运输目的的不同,可以区别为"为走私、贩卖而运输"、"为转移而运输"、"为吸食而运输"三种形式,分别构成不同的犯罪。

贩卖运输毒品罪的明知要素研究

就贩卖、运输毒品罪而言，“明知”是成立该罪主观故意的构成要素，是行为人主观罪过产生的基础。研究贩卖、运输毒品罪的明知要素，成为厘清学界认识、解决司法难题的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论述了贩卖、运输毒品罪“明知”的内容，对贩卖、运输毒品罪的认识错误，贩卖、运输毒品罪“明知”认定的困惑和“明知”推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既遂和未遂形态

《刑法》第 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是指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律、法规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从这四种行为的外观形式看 ,它们在时间上都有一定的延续过程 ,存在有很多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阶段。因此 ,这四种行为均须以实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才构成既遂 ,到底这些行为发展到何种程度才构成既遂 ,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贩卖运输毒品罪是否存在犯罪中止

一、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王某1999年初去云南省瑞丽市做塑料制品生意，未赚到钱。年底回家时，他花了3000元人民币购买了60克海洛因带回老家。通过他人介绍，王某与吸毒人员张某谈妥，作价8000元卖给张某，张某三天内筹好款取货。但第二天，王某担心事发非常害怕，在其妻规劝下，痛下决心将全部毒品淋上水销毁后埋在垃圾堆里。第三天，张某如约带款取货未果，遂向公安机关告发。公安机关将王某刑事拘留后根据其交代，在垃圾堆里检出大量海洛因成分。

网络犯罪视野下贩卖毒品罪既遂标准探析

关于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学界有“买入说”“契约说”“进入交易说”“毒品交付说”等观点,其中“毒品交付说”居于主流;司法实践主要采用“进入交易说”以模糊区分本罪的既未遂形态,二者间形成僵局。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催化,贩卖毒品罪的犯罪模式发生了结构性改变,网络贩毒成为新型模式。“进入交易说”在适用中逐渐异化,显露出“双重扩张”的弊病。以购毒者对毒品的高度支配可能性作为交付的内涵,“毒品交付说”既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正当性与可行性,也兼具实践理性。控制下交付的贩毒,原则上不应肯定购毒者对毒品具有高度支配可能性;网络贩毒新模式下,通常只有当毒品进入投递环节才应肯定购毒者对毒品具有高度支配可能性。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的裁量空间

执法是否公正合理直接关系到法律价值能否最终实现.作为执法的前提和基础,法律的裁量既要力求准确,又要兼顾正确.准确的裁量使法律更加可行、易行;正确的裁量则是实现法律公正的保证.本文将法律的有关规定与具体司法实践相结合,就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裁量空间,从该罪的犯罪构成及定罪量刑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贩卖、运输毒品罪中对象认识错误的司法认定

具体的对象认识错误,并不阻却行为人犯罪故意的成立,但应区分"概括的故意"和"确定的故意"认定其量刑情节。抽象的对象认识错误,不阻却犯罪性质的认定,但影响到其犯罪形态。对于将毒品误认为是合法物进行贩卖、运输的,在排除行为人对毒品和违法性认识的可能后,一般不成立犯罪故意。

关于我国刑法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的认识

现代刑法在评价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都会有一个量化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某一违法行为只有突破一定的量才会被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但97《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为何在刑法走向轻缓的今天,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还享受如此独特的"待遇",刑法的这种规定吸引着我,这也是本文形成的原因。

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们同毒品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法律武器。《决定》中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列为各罪之首,作为主要打击锋芒,反映了党和政府坚决禁毒的决心。本文仅就严惩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的政策法律依据、本罪的概念和特征、以及在适用法律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严惩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的政策法律依据 严惩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禁毒工作的历次指示;二是关于禁毒的法律规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禁毒工作曾有一系列重要指示。早在一九五零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中指出:“在军事已完全结束地区,从一九五零年春起应禁绝种烟,在军事尚未完全结束地区,军事一经结束,立即禁绝种烟……”,

贩卖毒品罪认定中的几个争议问题

贩卖毒品罪中,贩卖行为的本质是以毒品作为支付手段的对价交易。在为吸毒者代购毒品的场合,代购者即便出于牟利目的,事实上赚取的是介绍费,不宜将代购行为认定为贩卖毒品罪的实行行为。贩卖毒品罪属于行为犯,司法实践宜以毒品是否进入"实际交易状态"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当前,司法实践对于贩卖行为的认定大量采取推定方式,司法机关在处理该类案件时,要特别注意给被告人充分反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