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贰臣”词人心态探微

清初"贰臣"词人多能词。通览"贰臣"词作,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丰富的内心情感。虽然出仕新朝,内心却悼念明朝,他们多选择隐含故国之思内涵的意象来表达故国之思。"贰臣"词人由于在新朝并没被真正接纳,所以常有人生如过客的感慨。这种尴尬的处境,使他们悔恨自己的行为选择。"贰臣"词人还多有隐逸之想。他们多通过对陶渊明和菊花的吟咏,表达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贰臣"的心态是丰富而细腻的。

“明遗民”与“贰臣”交游论析——以“明遗民”为视角

"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情形十分复杂,交游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在明末已有交游,"明遗民"难忘故旧,不忍割席;二是"明遗民"生计维艰,处境险恶,遂投奔"贰臣",寻求资助与庇护;三是"明遗民"伺机而动,向"贰臣"降将请兵抗清,以图恢复故明。"明遗民"与"贰臣"虽有交游,然并未忘却彼此政治立场与道德操守的底线,常常面临"交"与"绝"的两难选择。不能把"明遗民"与"贰臣"的交游作为对其人格评价的唯一标准,更不能因此而怀疑甚至整体否定"明遗民"的人格气节,应抱着"了解之同情",体恤"明遗民"生存的艰难、依附的无奈与隐忍的苦心。

论清初“贰臣”词人心态及对深化词境的意义

清初"贰臣"词人多能词。通览"贰臣"词作,可以感受到他们丰富的内心情感。虽然出仕新朝,内心却悼念明朝,他们多选择隐含故国之思内涵的意象来表达故国之思。"贰臣"词人由于在新朝并没被真正接纳,所以常有人生如过客的感慨。这种尴尬的处境,使他们悔恨自己的行为选择。"贰臣"词人还多有隐逸之想。他们多通过对陶渊明和菊花的吟咏,表达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贰臣"的心态是丰富而细腻的,对词境的深化起到了积极的意义。

周作人与“贰臣”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因其出任日伪官职而被斥为汉奸,但并非历史上的"贰臣"形象。对周作人汉奸罪的研究,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历朝历代的那些"贰臣",以及某些朝代专为"贰臣"而立的"贰臣传"。广义说来,周作人自然有资格进入"贰臣传",但如严格一点,则周作人并非"贰臣"。"贰臣"也好,"附逆"也罢,都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或曰"行为艺术"。每个"贰臣"的出现,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原因和背景,需要作出具体的认定和分析。"贰臣"现象的出现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朝的昏庸腐败、封建礼教、"大汉族主义"等都有关系。

“贰臣”阮大铖与吴伟业之戏剧作品探析

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之际,社会动荡不安,作为政客和文人兼具的阮大铖、吴伟业无论是在明朝还是清代都具有较大影响,他们之间既有"贰臣"的共同点,也有不同的"仕清"难言之隐,这些都可以从其戏剧作品中窥探一二。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明清"贰臣"戏剧作品的创作动机和思想旨归。

沉重枷锁下的心灵自赎——论吴伟业诗歌中的“贰臣”意识

作为明清交替之际的诗坛泰斗与变节“贰臣”吴伟业,他的诗具有独特的忏悔主题。文章通过对他“自恨枉节”与“欲自辩”之作的讨论,探讨他灵魂在传统道德与求生自赎的夹缝痛苦挣扎的特点,并分析“贰臣”经历对其诗歌成就的影响。

钱谦益的“贰臣”心魔对《后秋兴》诗的影响

明清易代之际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出降满清,做了"贰臣",过后他又不能自安,晚年为抗清复明活动极力奔走。钱谦益曾为"贰臣"的复杂心态对他后期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在他晚年的重要作品大型组诗《后秋兴》诗中时时流露出愧疚颓靡之意。文章对钱谦益的"贰臣"心魔和《后秋兴》诗文本进行解读,对《后秋兴》大型组诗的创作中"贰臣"心态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心迹相应:清初“贰臣”书家的书学观念与实践

基于儒家伦理对"贰臣"批评不仅在乾隆之后日趋严重,而且形成一种偏激的书学观念,但是这种批评并不能反映清初书家群体真实的书法观念与实践。本文对"贰臣"书家题跋、著述中的书学观念及书法作品运用艺术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看到他们的书学观念一直以"品高""忠义"为根柢。这种观念在他们入清之前已经有所体现,但入清之后,除了愧疚之外,其内省式的书学观念也表现得更加强烈,而相应的其书法实践中也表现出以崇"锺王""颜柳"为旨趣。亦可以看出入清之后,"贰臣"书家群体依然积极追求儒家的价值取向,践行儒家品格精神并将其人格化。

乾隆朝臣节评价的转变与《续通志》的“贰臣”书写

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高宗的一道上谕,标志着清廷对前朝臣节的评价出现了从以顺逆为取舍到以忠义论先后的重要转捩。以此为滥觞,乾隆先后指示编纂了《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和《国史贰臣传》,一褒一贬,以风励当朝臣节。同时,乾隆特别标出的“贰臣”名目与思路也被三通馆仿效施行在《续通志》的编纂中。《续通志·贰臣传》汇辑了由唐至明初七朝“贰臣”,发展了“贰臣”的涵义与标准,通过拣择、分类、考辨、评论等来凸显“贰臣”形象,以契合当朝利用史书纂修巩固统治的现实意图,成为清代“帝王史学”的一种典型形态。

儒学与书学:清代“贰臣”书家批评境遇及当代反思

由明入清之后,书法批评尤为重视儒家伦理中的人格因素。乾隆时期《贰臣传》的编纂使德行有亏的书家在清代书坛备受诘难。本文以儒家伦理思想与清代书法批评观念交互的时代背景为视阈,对清代"贰臣"书家受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与"因书品评,定其等差"的两种书法批评观念进行分析。并站在孔孟原儒精神及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贰臣"书家批评观念及书史中"人品""书品"问题进行了反思,从"贰臣"书家批评观念的发展来看"人品"与"书品"之间并不是简单化的因果关系,而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

清初“貳臣”書家之間的交游與紀念——從王鐸贈别周亮工相同内容書作談起

清初順治七年(1650),同爲由明仕清的河南書家王鐸與周亮工覯面于京,離别之際,王鐸贈予周亮工兩幅書法作品,其中一幅内容爲送别周亮工的自作五律詩,但這同一内容書作却現存兩幅(落款内容不同)。本文通過涉及書作的作品分析與文獻互證研究,對兩幅相同内容書作的書寫内容、時間、受贈人、受贈情境等做出考論。由此進一步對清初儒家觀念視閾下,以王鐸、周亮工爲代表的"貳臣"書家群體所體現的心理認同感、藝術實踐與補償心理之間的關系、饋贈書法的紀念性問題進行探討。

周亮工与清初南京文化——以陈开虞本《江宁府志》的纂修为例

周亮工在明末即与南京地方文人交往频繁,鼎革后仕清,至康熙初年,已经拥有不凡的政绩和社会地位。在清初文化重建中,他运用个人的交游网络,联系遗民张怡与高岑,使他们参与到康熙初年官方工程《江宁府志》的纂修中,促进了这部地方志的顺利出版。通过对《江宁府志》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贰臣"周亮工结合起了由明入清的地方文人与新的政权,缓和了南京紧张的文化氛围,使遗民与官方的合作成为可能,二者共同塑造了清初南京的城市文化。在明清之际,面对朝代的更迭和由此带来的诸多矛盾,以周亮工为代表的"貳臣",扮演了协调冲突的中间力量的角色,成为新王朝建立统治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沄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孳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一代收藏家孙承泽

孙承泽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收藏家,也是一位"贰臣",仕清后,不得信任,于是他"老病告休"近20年,著书立说,写下了很多著作,其中包括著名的书画鉴藏著录《庚子销夏记》。然而,作为"贰臣",孙承泽的内心是矛盾的,从小受着儒家思想熏陶的孙承泽,内心始终备受煎熬,背负着"失节"的心理阴影。

吴伟业的“胸中块垒”与“史外传心之史”

明亡清兴,吴伟业忠孝不能两全,出仕清朝,成为“两截人”。待其回归故里,不复出仕,仍无法排解“胸中块垒”。他提出“史外传心之史”,借同时代“贰臣”之心史镜照自己。他终以“诗人”自居,既饱含着对人生的无奈,也包含着对自我价值的确认。吴伟业既是“诗人”,也是“史官”。其“史外传心之史”的诗文多有记史功能,是明清之际“心史”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存史、补史与正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