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形式法则的“贺·乌嘎拉吉”传统纹样适形设计

针对现阶段内蒙古“贺·乌嘎拉吉”传统纹样与其衍生产品之间适配性弱的问题。以图案学中的形式法则为理论基础,探寻“贺·乌嘎拉吉”传统纹样创新的新路径,以提高传统纹样与衍生产品之间的适配性。首先,运用个案分析法归纳出“贺·乌嘎拉吉”传统纹样的形式规律并加以梳理;其次,根据形式法则归纳总结“贺·乌嘎拉吉”传统纹样独特的适形特征;在遵循原有形式法则的前提下,以适形特征为基础对“贺·乌嘎拉吉”传统纹样进行适形设计应用。适形设计能够帮助“贺·乌嘎拉吉”传统纹样在现阶段焕发新的活力,为今后传统纹样再设计提供新路径。

西汉继体之君正当性论证杂议--以霍光废刘贺为例

从昌邑王到被迎立为皇帝再到废黜为海昏侯,刘贺本人在西汉政治史上或许无足轻重,但元平元年围绕着他发生的帝位废立过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别是在皇权更迭模式及其正当性论证方面的影响不宜低估。皇朝内部的权力传承或"内继"之正当性,取决于三项条件:大宗嫡系的继体血统,敬天崇祖的守文之德和反映在符瑞灾异中的天意验证。霍光集团因政治利益的考量自下而上废黜刘贺,其正当性因刘贺本人的德行缺陷、灾异征兆而赢得较广泛的认可。废黜过程中的暗涌微澜也未对西汉皇朝的统治正当性构成重大威胁,这与宣帝和霍光应付废立危机得当不无关系。西汉以后历代皇朝的顶层政治实践中,普遍视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为皇权更迭的新典范。其"废昏立明"范式不仅为董卓、司马昭、桓温等政治野心家提供了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正当"借口,也成为集权帝制时代防止社会政治极端恶化的制动器,在维护君主专制政体的同时尽可能地维持其统治的价值合理性和较广泛的认受性。

“旅游后台”的哈尼族“现代蘑菇房”“贺新房”仪式研究

在全球化、现代化的今天,"旅游后台"的传统文化也在发生变迁。变迁是文化的恒常状态,而文化自觉和文化的活态传承性是传统能够延续的根本所在。"立中柱""贺新房"两个仪式的合体,反映出村民在继承传统时的主动性创造和文化自觉意识。村民对"立中柱""贺新房"宗教祭祀仪式的坚守,根植于他们内心深处对超自然存在的笃信、敬畏和对平安、幸福的祈愿。宗教祭祀仪式的神圣性和一定的世俗性,共同造就了传统文化现代存生与变通的可能。

学人游幕与晚期北方桐城派之维系——以贺葆真与徐世昌交谊为中心

由于与桐城派的深厚渊源,徐世昌对桐城之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阐扬。在其幕府中聚集了大批的桐城文人,从而使桐城派在北方得以形成群体,并保持长久的影响。贺葆真作为晚期桐城名家贺涛之子,他的参幕经历虽有其特殊性,但也是晚期桐城文人由家学传承、桐城渊源而入幕徐府的缩影。通过梳理贺葆真与徐世昌的交谊及其参幕经历,可借之考察徐世昌幕府与晚期北方桐城派维系之关系。

基于EEI模型的草原文旅产品设计研究

本文以用户体验中的EEI体验模型为基础,以探寻草原文旅产品开发的新路径,通过有效利用当地文化资源的方式对草原文旅产品进行设计,促进内蒙古地区文旅产品的高质量发展。运用实例分析的方法,讨论将EEI体验模型引入草原文旅产品设计的可行性设计中;运用逻辑归纳的方法,梳理分析EEI体验模型与“贺·乌嘎拉吉”(吉祥装饰纹样)草原文旅产品设计之间的关联性,总结出适用于草原文旅产品的设计模型,并进行设计实践。采用EEI体验模型对草原文旅产品进行设计,能够从用户体验的视角出发进行设计,为今后草原文旅产品设计提供新路径。

《史记·淮阴侯列传》训释五则

《史记·淮阴侯列传》有多家注译本,间有不明或不妥之处。本文检出"传飱"等五则,训释如次:"贺"本义为"加",文中同"和",附和义;"传飱"指传达有关进餐的命令;"辍耕释耒,褕衣甘食"目的是劳军,不是及时行乐;"学道谦让"的"道"并非指道家,实为"谦让之道";"庶几哉"连上为句,陈述主体是"韩信的后半生及其结局跟前半生"。

浙江沿海传统婚礼仪式歌的不同表现形态

浙江沿海传统婚俗中,存在着婚礼仪式唱婚礼歌和吟“洞房经”的现象。它是古老的吴越歌谣在民间传统婚俗中的活态遗存,带有浓厚的宗教仪式感和民俗文化色彩,是婚俗仪式的诗意表达和艺术呈现。浙江沿海传统婚礼仪式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相对固定的模式。台州“洞房经”、舟山“贺新郎”、嘉兴“浪柳园”,不仅为婚礼歌贴上了地域的标签,也是不同区域文化传播、交流、融合以及生活变迁、民俗与民歌同步延续的生动写照。

李贺部分七古中的“断片”现象及其内在脉理

李贺部分古诗特别是七古中存在的“断片”现象往往导致注家的无解或歧解,这种现象并非如古今诗论家所谓因锦囊中碎句的凑合所致,而是出于诗人自觉的创作意图。仔细寻绎这部分七古中内藏的意脉,可以发现其中内在的理路大致有三类:一是因典故意象的重组或融化成情景而隐蔽的脉理;二是在意象大幅度跳跃中暗藏的思路转折;三是在密集细节时断时续的堆砌中暗示的情思。这三种理路是李贺对七古跳跃跨度的探底,其意义在于部分打破了古诗和律诗在基本表现方式上的界限,从某些角度拓展了七古的表现空间,并以富有暗示性和跳跃性的意象组合技巧丰富了晚唐诗词的艺术。

蒙古族纹样“贺·乌嘎拉吉”中“S型”曲线结构分析——以内蒙古博物院馆藏文物为例

蒙古族纹样“贺·乌嘎拉吉”中充满规律性的结构变化。文章通过对内蒙古博物院馆藏品调研,收集拍摄到339件馆藏文物并提取其中的28个装饰纹样,以探析蒙古族纹样“贺·乌嘎拉吉”中“S型”曲线的结构形式。依据“S型”的分支与卷曲等条件进行分类比较,总结出其规律特点。“S型”结构纹样以圆弧形曲线和不同造型大小的分支广泛运用在蒙古族生活器物的装饰纹样中,在纹样创新设计中重视纹样设计形式组合规律和设计元素造型多元化。

论姜夔词对李贺诗的取法

以诗入词,是宋词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自周邦彦、贺铸以降,以中晚唐诗入词,逐渐成为词体创作的一种方法。姜夔以中晚唐诗入词,主要取法李贺、杜牧、陆龟蒙诸家。其中对李贺诗的取法,尤能见出其语言艺术的独造。姜夔采李贺诗入词的方式,主要是学习其写景艺术,一方面化用李贺诗句、借用其字面、镕炼其语面,并由此窥入其造词之法,而自琢新词,其影响主要限于字法和句法。此外,姜夔采杜牧诗入词的方式,主要是利用杜牧艳诗,造成叙事的含蓄和抒情的深曲,由此加深了词境,甚至具有一种寄托性,其影响在章法。

论中国古典诗学中的“厚”

"厚"作为古典诗美学中不多的绝对正价概念之一,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理想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厚"的意识虽然很早就出现在诗歌创作中,但作为观念要到明清时期才见于诗论。竟陵派论诗尤其重视"厚"的趣味,清初贺贻孙《诗筏》对"厚"的诗学意义做了最集中的阐发,加上此后论者的多方发挥,从内容上的意义丰富、表现上的含蓄蕴藉、结构上的稳妥浑成等方面揭示了"厚"的理论内涵,同时也说明了真、清、流易等品质在实际创作中往往能妨碍"厚"的道理。梳理历来对"厚"的阐述,可知其美学意蕴触及古典美学的核心价值,其理论内涵与很多诗学概念、命题产生交集与沟通,形成一个覆盖面甚广的概念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