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管制、外汇储备和“资本流动突然停止”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是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首次探讨了资本管制和外汇储备对此的影响以及联合效用。本文首先分析了外汇储备影响资本流动的传导渠道,其次构建三期借贷模型推导外汇储备、资本管制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然后基于22个新兴市场国家1994—2017年的年度数据,采用面板系统GMM方法和面板二值选择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最后通过替换外汇储备代理变量以及基于中国数据的分析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增持外汇储备有助于吸引短期资本流入,抑制资本流出,资本流入管制对资本流入影响不显著,加强资本流出管制能有效降低资本流出;资本管制有助于降低“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发生概率;资本管制越严格,为预防“资本流动突然停止”需要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两项政策之间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有其特殊性,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影响较小,外汇储备与资本管制政策之间仍存在互补关系。

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与系统性银行危机

本文基于83个经济体1985—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logit模型,研究了资本账户开放、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对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影响,并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资本账户开放会显著增加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且主要是通过资本流动“突然停止”中介渠道实现的,其中介程度高达83%;(2)发达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中介水平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但程度上为部分中介,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则为完全中介;(3)在浮动汇率制度以外的其他汇率制度下,资本账户开放不会增加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且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不再发挥中介作用;(4)资本账户开放更容易通过流入驱动型“突然停止”引致系统性银行危机,且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尤为明显。基于上述发现,在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警惕流入驱动型“突然停止”、稳定国际资本流动、实行稳步可控的汇率市场化改革对防范系统性银行危机尤为重要。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消费平滑与最优外汇储备持有量

通常认为外汇储备具有抵御外部冲击、平滑居民消费、增进社会福利的作用。循此逻辑,文章构建了三部门模型模拟了货币当局面临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时,出于平滑消费目的的最优储备持有行为。研究发现:中国静态最优外汇储备量约占GDP的19.26%;中国实际储备与最优储备的差额自2010年起稳定在1.8万亿美元;最优外汇储备量与"突然停止"发生概率及其导致的产出损失、短期外债规模、居民存款规模及危机时的资产置换比率、风险规避程度正相关,与银行备付金比率、国际风险溢价程度负相关;从危机应急的角度看,提高银行备付金比率、控制居民存款置换外币比例能有效节约外汇储备,但从长远来看控制国内短期外债规模、确保银行稳健运营才是应对国际资本"突然停止"风险的关键。

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突然停止问题分析

资本流入突然停止易引发本币贬值、外债偿还困难等系列问题,影响东道国金融稳定,情形严重甚至引爆金融危机。本文首先介绍了资本流入突然停止的识别及形成机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对23个新兴市场国家1990—2022年资本流入突然停止进行识别,发现在此期间样本国家一共发生了54次突然停止,发生频率为7.64%,其中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流入突然停止次数多于直接投资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次数,接着以同样的方式识别我国资本流入突然停止,发现我国发生四次资本流入突然停止,其中两次发生在金融改革时期。最后对资本流入突然停止提出相关应对措施。

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及其风险控制方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国际间的资本流动更加频繁。然而,国际资本流动在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为这些国家带来了潜在的风险,资本流动的突然停止就是这一风险的具体表现。本文通过简要分析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表现、原因及其影响,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的政策分析工具指出在资本流动情况下,风险防范和控制的各种方法。

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1978—2007年共90个国家数据,分别建立Logit和Probit模型,对影响资本流动突然大幅度减少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经常账户/GDP的变化量极其显著地影响着SS的发生,汇率的变化率仅对所设定的SS的其中一个指标显著。

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形成机理研究——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

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从国际证券投资者和国际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研究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形成机理,结果表明:在信息不对称影响下,从中长期来看,伴随发达国家财富的增加和资本市场有效性的提高,投资资本将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从短期来看,国际和国内投资者分别由于接收到关于国际市场和新兴市场的负面信息而改变投资决策,从而形成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

跨境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研究

在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的双重背景下,中国跨境资本的流动规模不断扩大、波动日趋频繁,一旦演变为"突然中断"将会严重冲击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进而影响宏观经济。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全面研究了"突然中断"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净资本流入"突然中断"和总资本流出"突然外逃"的发生均会导致人民币贬值,前者在汇率较高位时冲击效应大,后者在汇率低位时冲击效应大;而总资本流入"突然中断"无显著影响。

我国跨国资本流动突然中断测算分析

对我国1998~2017年资本流动突然中断进行测算,并与美国进行比较后发现:我国对外金融账户、FDI、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突然中断发生的次数均大于美国;我国跨国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时间主要集中于经济结构深入调整的2012~2016年,美国则主要集中于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2013年;我国流出、流入驱动型突然中断发生的次数相当,而美国以流入、混合驱动型为主;我国对外资本资产、债务存量的累积并不必然导致突然中断,由国内外政策、危机等导致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资本异常波动是导致突然中断的主要原因。

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风险与防范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开放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风险。本文基于1980-2012年23个新兴市场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在运用面板Probit模型考察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驱动因素的基础上,评估与识别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风险,结果发现:GDP增长率、通胀率、经常账户、金融开放、国内外利差、货币错配及风险传染等因素显著影响突然中断的发生概率;近年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风险较小,但存在重要风险来源,由此提出我国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政策建议。

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形成机理及启示

一国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是信息不对称下国际和国内投资者改变跨境投资决策的结果。对总资本流动视角下的三种类型突然中断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际投资者因国际市场或新兴市场的负面信息而大幅退出新兴市场,是流入驱动型突然中断的主要成因;新兴市场国投资者因本国经济的负面信息或国际市场的正面信息而大幅对外投资,是流出驱动型突然中断的主要成因;当国际投资者撤资和本国投资者跨境投资幅度相当时,则易形成混合型突然中断。

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探讨了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形成机制,并基于1990年至2013年间的数据研究了19个新兴经济体"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对外因素对"突然中断"发生概率的影响要大于内部变量的作用,其中GDP增长率、政府支出水平和外汇储备水平较高能够显著降低"突然中断"发生的可能性。我国应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建立资本流动的监控体系,在保证监管的前提下逐步推进金融开放。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例

本文运用1996—2015年20个新兴市场国家总资本流动的季度数据,建立面板数据Probit模型分析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发现:资本流入激增对突然中断有直接影响,前期资本流入的过度增加会增加后期突然中断发生的概率;国内经济增长率与突然中断负相关;汇率贬值程度以及传染效应与突然中断发生的概率正相关。这些结论带来的启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应全面把握国内外整体经济形势,警惕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并尽量削弱其对国内经济的打击。

中国面临的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及影响因素分析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是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资本波动大环境下面临的严峻考验,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难免受到国际资本市场波动的冲击。本文通过对中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数据分析,结合Calvo(1998)对突然中断的判定标准,界定中国近年来面临的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威胁,并从国内国际两个角度分析可能导致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的影响因素,引起对相关指标的重视,由此提出我国应对突然中断的政策建议。

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旨在阐释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的关系,强调资本流动总量的波动对货币危机的动态影响,即过度资本流入诱发货币危机,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或逆转导致货币危机的深化,这种深化在国内表现为剧烈的经济衰退,在国际上则表现为货币危机的“传染”。因此,防范危机的关键在于有效管理资本流动,降低其波动性。

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何以诱发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兼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以全球64个主要经济体1980~2021年的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文章考察了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对他国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影响。研究发现:(1)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紧缩会使“突然停止”的发生概率提高2.9%~6.2%,这一结果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分类型来看,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紧缩会使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突然停止”的发生概率显著提高,但不会对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程度低、金融发展水平低和汇率制度弹性低的经济体中,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紧缩对“突然停止”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4)机制分析表明,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紧缩会通过加剧汇率贬值预期、促进全球金融风险上升来诱发“突然停止”;宏观审慎政策能有效缓冲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紧缩对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但不同类别的宏观审慎工具的抵御效果存在差异;(5)进一步分析表明,美联储货币政策对“突然停止”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这些发现为中国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冲击,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以有效防范资本异常流动具有参考价值。

国际资本流动:特点、风险与对策——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比较

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外部冲击,两种类型的经济体实行的政策有所差异。大多数发达国家采取量化宽松的政策促进经济的稳步增长。而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较大国际资本流动波动性及突然中断对其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在目前的国际经济格局下,如何应对国际资本的冲击是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国际资本流动骤停成因及影响的实证考察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各经济变量与资本流动骤停之间的关系,在总体上确定了外汇储备与汇率增长对资本流动骤停产生的负影响,以及利率增长和货币增长率加快对资本流动骤停的正影响,并进一步确定这些因素对两类经济体不同的影响。为了证实资本流动骤停对宏观经济总产出的影响,本文利用两类经济体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线性回归模型,并比较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两类国家在资本流动骤停发生时及之后的总产出,证实了资本流动骤停对宏观经济总产出的打击作用。

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与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基于全球68个经济体的实证考察

资本账户开放在促进国际资本跨境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加大了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并导致极端资本流动冲击频发。本文利用68个经济体1985—2018年的数据,考察了资本账户开放对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影响以及金融发展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资本账户开放会提升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发生概率,而一国金融发展有助于缓冲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的“突然停止”冲击,其缓冲程度可达28.72%,且金融机构相对于金融市场的缓冲作用更大;金融发展程度以0.4为界,其缓冲作用呈现出非对称的“V”形变化。机制分析表明,金融发展通过推动经济增长、稳定汇率发挥缓冲作用。由此,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坚持“先机构、后市场”的金融改革次序、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深度、扩大金融机构可得性,同时稳定经济增长、抑制汇率过度波动是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应有之义。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企业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构建了一个包含消费者、生产者和银行在内的三部门模型基础上,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利用199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发生会显著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研发投入发挥着中介作用且被融资约束所调节,即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中有49.3%通过抑制企业研发投入来实现,这其中受到融资约束调节的中介作用高达84.7%。基于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有效监管、预警和对冲“突然停止”冲击,完善政府补贴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促进企业创新,激励企业积极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对实现“新常态”下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稳健提升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