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侍臣”与汉魏之际的内朝革新

魏晋“侍臣”具有“亲尊合一”的特殊定位。其理想人选限定于具备儒学修养与知识储备的士人精英,通过发挥在皇帝侧近“顾问应对”的核心功能,确保皇帝在空间上为儒学意识形态包围与浸透。“侍臣”之制有别于两汉传统,滥觞自汉献帝即位至出关中东归的六年间(189—195)士人精英推动的内朝革新。不见于汉代史料的“侍臣”之称,很可能创制于这一过程,并为《献帝起居注》等作品书写和传播。许都汉廷和曹氏魏国分别以侍中尚书和散骑之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一制度革新成果,并为其后的魏晋王权所继承。所谓“波纹式循环发生”的经典模式,对此不能进行有效解释。

十六国霸史与十六国时期的官修史运作

本文以对十六国史书的体裁、成书过程的考察为中心,从修史运作的视角来观察十六国时期官修史的发展。十六国诸国官修史书以编年体为主流体裁,修史运作主要是'起居注'与编年史两步,所例外者,十六国前期的汉赵在刘渊、刘聪时期是修撰纪传体史书,十六国中期的前秦、后燕很可能出现了从'起居注'到纪传史的修史运作。十六国的编年体官修史在修史运作过程中的性质、作用近于后世《实录》,而且已出现以'录'命名的情况,这对整体认识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官修史发展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