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超TRIPS”义务新实践

后TRIPS时代,美欧强势推行"超TRIPS"知识产权规则,学界多持批判态度。中国新近与若干较发达国家间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知识产权章,则呈现出对超TRIPS义务的逐步接受趋势,突出体现在所并入的国际公约、权利保护类型、邻接权保护标准、电子和数字技术应用、执行措施等方面。外部动因与内部动因导致了中国对超TRIPS义务的态度嬗变,而自身条件变化这一内因是其根本原因。在当前国内重视创新驱动、对外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新形势下,中国对超TRIPS义务应具体鉴别,为我所用,以加强国际经贸规则的中国话语权,推进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形成。

论TRIPS协议义务

中国自入世之日起便全面实施世界贸易组织的TRIPS协议 ,并且履行中国入世议定书及工作组报告书所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本文将中国入世后与其他所有WTO成员都必须履行的TRIPS协议一般义务归纳为若干方面 ,并结合WTO成立以来的有关争端解决案例 ,分析TRIPS协议义务的性质 ,最后概述了中国入世后应履行的特别义务。

超《TRIPS协定》条款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变异及应对策略

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后《TRIPS协定》时代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又一举措,由此所产生的超《TRIPS协定》条款使得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被变异,难以实施。当药品试验数据专有权或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造成障碍时,立法上应明确其冲突解决方式,有利于避免今后我国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受到不利影响。

国际知识产权新规则的“超TRIPS”趋势及对我国的挑战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通过区域与双边协定谈判的方式推动制定国际知识产权新规则。新规则在知识产权实体权利、边境措施、民事救济与刑事处罚以及数字环境执法4个方面显示出明显的"超TRIPS"特征。随着新规则的逐渐扩散,我国将面临一个高知识产权壁垒的外部市场,并带来调整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压力。对此,我国应结合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主动参与和影响新规则的制定,并从技术层面考虑对某些新规则的接纳。

试析TPP知识产权条款的TRIPS追加义务

TPP知识产权条款以TRIPS协定为基础,涵盖了知识产权保护与合作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知识产权的取得、利用与执法的最新规则,充分体现了全面超越TRIPS协定的特点。TPP知识产权条款包括更全面地履行现行国际知识产权条约、网上透明度、国际合作、驰名商标的扩大保护、提供商标有关域名争议解决机制等诸多义务。这些TRIPS追加义务几乎都源自于美国知识产权立法或实践。我国实际上已基本或将要实施这些追加义务,因此可从容应对。对于某些过分依从美国国内法的规定,我国不必机械照搬。在确有必要建立健全的某些方面,我国则应积极创造条件,加以改进。

美式FTA中与药品专利有关的超TRIPs条款研究

在有关TRIPs的谈判中,发达国家未能实现其所有目的,虽屡次试图加强TRIPs的保护水平,却总是成效甚微。鉴于此,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非多边条约,成为了他们新一轮努力的重点。在这方面,美国无愧于其中"翘楚",其近年所为,对"超TRIPs条款"的扩张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这使发达国家得以规避TRIPs中有利于较不发达国家的规定,并为进一步制定不平等国际规范奠定了基础。文章主要分析了美式FTA中与药品专利有关的超TRIPs条款,以证明上述观点,并提请发展中国家注意国际知识产权立法中的这一双边趋势及其潜在的不利影响。

TRIPS协定下的非传统商标注册义务

TRIPS协定第15条第一次在国际层面上采取宽泛的方式对商标进行了定义——任何标记或标记的组合,只要能够将一企业的商品和服务区别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即能够构成商标。该定义没有限制可以构成商标的标记的类型,仅仅关注标记是否具有显著性。虽然TRIPS协定采取的宽泛定义以及非穷尽性的列举方式为非传统商标的保护提供了广阔的法律空间,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理论问题需要明晰:TRIPS协定保护的非传统商标类型、各国注册保护非传统商标义务的性质、TRIPS协定下非传统商标注册义务的例外情况、我国非传统商标保护义务现状和改革需要。

知识产权侵权行政裁决制度检视及完善——以《TRIPS协议》义务的澄清为视角

“入世”时我国为“接轨”而修改有关知识产权侵权行政裁决的规则,其中对《TRIPS协议》义务的解读在今天看来,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有必要进行澄清和重新进行制度检视。在实体救济上,《TRIPS协议》并非禁止行政裁决作出“责令赔偿损失”的决定,人为地撕裂“责令停止侵权”与“赔偿损失”两类实体救济为不同程序,势必使行政裁决的“分流阀”功能先天不足,故对行政裁决武装“赋能”势在必行。在行权程序上,知识产权侵权行政裁决程序“遵守实质相当原则”之《TRIPS协议》义务履行长期被忽略,急需推动其司法化改造进程。在司法审查上,《TRIPS协议》的义务设定具有履约“弹性”,我国需引入“当事人选择权”这一新变量,建立对知识产权侵权行政裁决的差异化司法审查制度。

《商标法》的修改与TRIPS协定下的施行义务

本文比照TRIPS协定对缔约国施行义务的要求,对新《商标法》所规定的行政保护的范围、侵权商品商业渠道排除措施、双轨制保护模式等问题,结合执法实践进行了探讨,认为修改后的《商标法》可能会造成我国商标权执法和司法保护水平的降低,有可能导致我国所承担的TRIPS协定缔约国施行义务的不完全履行。

道德义务与超道德的行为

区别道德义务与超道德行为对于我们认识道德的本质和合理的道德要求具有重要意义。一个人的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它是否满足了道德义务所要求的,而不取决于它是否满足了超道德的要求。满足了道德义务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违反了道德义务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行为,而没有违反道德义务的行为或者不为道德义务所禁止的行为则是道德上可允许的行为。将超道德的行为混同于道德义务会导致超道德的要求,在实践中会引起种种弊病。

论“超WTO义务”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影响——以“美欧墨诉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争端案”为样本

历时两年半的"美欧墨诉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争端案"以中国失利告终。WTO争端解决机构裁定中国对铝土、焦炭等9种原材料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不符合WTO规则,同时不能援引GATT第20条的相关条款豁免。在此次争端中,中国"入世"时在《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中做出的特殊承诺,以及GATT第20条对中国"入世"文件的可适用性成为案件的焦点。与此前中国涉及"超WTO义务"的争端相比,"原材料案"不仅首次涉及出口税问题,而且涉及的产品范围更广,"超WTO义务"的解释问题在整个争端中处于更核心的地位。

Trips协议、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冲突条款的调整

在论述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各种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条款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冲突条款后,认为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条款的解释、适用应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其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弹性条款优先于Trips-plus(Trips递增条款)一般保护性义务条款适用,而且应该把多哈宣言的精神纳入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弹性条款的规定中。但是,若Trips递增条款特定条款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弹性条款适用作了明确限制,则Trips递增条款优先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弹性条款适用。

与公共健康有关的TRIPS-plus条款研究——兼论国际知识产权立法的双边趋势

在有关TRIPS的谈判中,发达国家未能实现其所有目的,虽屡次试图加强TRIPS的保护水平,却总是成效甚微。鉴于此,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非多边条约,成为了他们新一轮努力的重点。在这方面,美国无愧于其中"翘楚",其近年所为,对"超TRIPS条款"的扩张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这使发达国家得以规避TRIPS中有利于较不发达国家的规定,并为进一步制定不平等国际规范奠定了基础。本文主要分析了美式FTA中与公共健康有关的超TRIPS条款,以证明上述观点,并提请发展中国家注意国际知识产权立法中的这一双边趋势及其潜在的不利影响。

机票“超售”中的经营者义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机票"超售"自引入我国航空业以来,相应配套制度的不到位致使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规范。航空客运合同应被认为属消费者合同的一种,优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来处理争议纠纷。针对《旅客、行李运输总条件》等格式条款,航空公司未对旅客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不能订入航空客运合同;由于航空客运合同面向对象广泛且数量庞大,不能如一般消费者合同那样一一提示与告知,但应以广播、张贴、牌示、放映字幕、特殊字体等显著方式公告格式条款并能为旅客所知晓的,可以认为航空公司尽到了提示义务。在"超售"事实的告知义务方面,亦应采与格式条款类似的告知方式履行告知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旅客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才得知机票超售的事实,乃航空公司告知义务履行方式不当,不应认定为对旅客实施了欺诈行为,不应有惩罚性赔偿之适用。此外,因超售拒载的延误赔偿应有相对确定的赔偿标准,可借鉴美国的作法,以实际损失为主、以延误时间为次要标准确立迟延履行的赔偿金额。

我国著作权法对TRIPs协议的适用

TR IPs是WTO规则中一个重要协议,是规范世界贸易组织各缔约国在贸易中对知识产权实行法律保护的国际条约。我国通过对国内著作权法律体系进行适当的修改,逐步缩短与国际上对著作权法律保护的距离,但是也必须正视修改后的法律仍与TR IPs有一定的差距,需要继续完善我国著作权法律体系。

从义务的道德到超义务的道德——重审学校德育的层次性

道德有义务的道德和超义务的道德之分。义务的道德是个体必须履行的道德方面的责任,不履行必会遭到谴责;超义务的道德则是个体根据情境作出的高尚选择,不履行可以得到理解或谅解。在学校德育中,以义务的道德为起点进入超义务的道德,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切合德性伦理学的指向,符合儿童道德判断发展的规律,也适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追求。走向超义务道德的教育路径在于:在完整的道德叙事情节中理性地传递道德美德,在冲突的道德情境中促进个体道德判断的发展,在道德实践中确保超义务道德的德性追求。

中国承担的“超WTO义务”及其对WTO法律制度的影响

中国在法治、市场经济、投资自由化等方面承担的“超WTO义务”对WTO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填补了WTO法律制度的空白,为WTO规则和贸易自由化设立了新的标准;另一方面,它破坏了WTO的法治理念和行为规则的统一性,制约了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运转。“超WTO义务”与以法治为基础的WTO法律制度是格格不入的。

WTO环境保护例外对出口税义务的适用

普遍取消出口税是中国在《加入议定书》中所承担的超WTO义务。中国原材料案和中国稀土案都涉及到WTO环境保护例外对出口税义务的适用问题。原材料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不适用分析存在诸多问题。在稀土案中,出口税措施与环境保护有密切、真实的联系,与中国的贸易管理也有可辨的、客观的联系,如果全面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诸解释要素,会导向可适用的结论。而超WTO义务本身是违反WTO的平等价值及作为其体现的非歧视原则和互惠原则的,将出口税义务排除在环境保护例外之外将大大加剧其歧视性。

关于超说明书用药的法律性质

超说明书用药作为临床实践中常见行为,实际为我国法律所默许,但这并不表明所有的超说明书用药行为均具有合法性。超说明书用药导致患者损害的,一般并无缺陷药品侵权之适用余地,而属于医疗侵权之范畴。因此,超说明书用药所导致的医疗侵权仍然以医师是否违反注意义务为标准。

中国航空机票超售行为的合法性探讨

机票超售在民航售票实践中广为采用,但由于可能导致已购票旅客被原定航班拒载,实践中常引发投诉和纠纷。法律上关于超售的争论主要在于其是否具有合法性,航空公司单方面制定的超售规定能否对航空消费者构成约束。在中国立法对超售尚处空白的情况下,航空公司的超售规定只有上升为航空运输合同的内容,才具备合法性基础。结合中国法律对于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条件要求,建议中国航空公司在横平超售规则内容和履行提示义务方式上同时做出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