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陶诗与刘因和陶诗异同论

宋代贬谪文人苏轼与元代隐逸诗人刘因,均以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异的文化现象。苏、刘和陶诗在注重遵循步韵而和的原则以外,尤其注重自我情感的宣泄,在和唱之中表现各自不同的心境,折射出各自所处不同时代的特征。和陶诗实则为他们借陶以翻己新声、抒己怀抱的一种文学载体。

《古“登”字有凭义——兼谈“登轼而望之”》商榷

《古“登”字有凭义——兼谈“登轼而望之”》认为:古“冯”有登义。由词义渗透律的制约,因“冯(憑)”有登乘之登义,所以“登”也有凭依之凭义。《左传·庄公十年》“登轼而望之”即“凭轼而望之”。本文认为“登”有无凭义,关键在于证据是否充分。然而其证据皆不能令人信服,本文逐一商榷,认为“古‘登’有凭义”难以成立,“登轼而望之”之“登轼”亦非凭轼。

20世纪关于苏轼词的论辩

20世纪关于苏轼词的论争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一是苏轼词是否协律,其中又涉及到苏轼是不知律还是故意打破音律的束缚,以及“律”究竟指什么;二是何谓“以诗为词”,研究者分别从音律、内容、风格和语言方面解释其内涵,“以诗为词”的意义也是探讨的重点;三是苏轼词的主导风格是什么以及这种风格在词史上的地位与产生的影响;四是《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主题是什么。

对王维“诗中有画”的再讨论

苏轼评王维语"诗中有画"关涉中国画尤深。中国画的特殊在于它的象征意蕴即诗意。学界对"诗中有画"的争论,焦点在"画"之一字。许多人将其中的"画"理解为中国画特有的意境,不免使"诗中有画"变成"诗中有诗",落入了循环解释。苏轼评价王维的画,着眼在后者的画风具有明显的文人写意特征,不拘泥于外在的工细造型。王维诗同样以写意见长,与其画风有一致处。苏轼所洞见到的,正是王维诗对形似的超越。

日本近世汉学与幕末变革思想——以吉田松阴的《东坡策批评》为中心

吉田松阴(1830-1859)《东坡策批评》包含着变革思想的三个基本要点:君主中心的政治观、人才中心的制度论和以攻代守的国防论。通过分析,可以看到,近世日本形成的汉学传统,在幕末时期的先觉者们探索如何维护国家独立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学问资源。传统汉学非但不仅仅是日本近代化所要克服的对象,其积极作用的发挥亦非仅限于作为接受西学的媒介,而是在日本近代化转型期不可或缺的内在的思想支撑。

以集为正:论宋人对苏轼作品文本歧异的认知与处理

在宋代物质载体、风气好尚与欣赏观念转变的大背景下,文学文本歧异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苏轼作品的文本形态丰富,歧异繁多,尤其受到学人的重视。对其间墨迹、石刻与印本的歧异而言,宋人原较倾向于将“真迹”与“印本”对立,认为真迹反映的是作品的正确面貌,而印本呈现的则是被后人妄改或者充斥着讹误的文本。但随着校勘实践的深入,南宋学者将“改定”与“编集”这两个环节纳入考量。他们逐渐意识到,文本歧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者本人编集时改定造成的,相对而言印本才更能展现苏轼创作的最终意图。因此,以周必大为代表的南宋学者提出了“以集为正”的文献观念,强调以全集型印本作为定本,而不轻据墨迹、石刻更动印本。上述认识对今天处理苏轼作品乃至整个文学文本的歧异问题仍有积极意义。

论东坡词中的“孤鸿”意象——以《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为例

意象即作者要表达之"意"与所借助之"象"的完美、有机结合。在古典文学中,意象的运用分两种情况:一是较浅显的运用,即一种意象在长期的、大量的运用中,形成了一些较固定的美学内涵;二是具有稳定内蕴的意象在具体作品里,被赋予深刻而独特的内涵,与平常使用时所起到的作用明显区别开来。苏轼《卜算子》中的孤鸿意象就属第二种。

苏轼与士大夫化的庄子

北宋元丰元年(1078),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提出了"庄子阴助孔子"说。其主要根据是《庄子·天下》论述天下道术时,自列于一偏,而独尊孔子。然而,《天下》篇并非庄子自著,且庄子之道与孔子之道在大本大源上并不相同,所以从学理上判断,"庄子阴助孔子"说缺乏客观论述,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是,从宋代士大夫精神的视角来观察,苏轼的"庄子阴助孔子"说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由于苏轼等人在北宋士大夫精神中注入了庄子思想,从而在北宋时期形成了"士大夫化庄子"这一士大夫精神的新范式。这一士大夫精神的新范式在后世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轼诗与《维摩经》

本文从苏诗最初涉及的《维摩经》入手,论述苏轼不同时期诗作与《维摩经》的关系,分析《维摩经》在苏诗中的反映和表现,并对其采摄佛经语汇、点化佛学义理为诗进行探讨,以期对苏轼及其诗歌创作多一些认识和了解。

“幽人”:解读苏轼的一个易学视角

在贬谪黄州时期,苏轼以"幽人"身份演《易》,著成《苏氏易传》,至谪居海南时修订完稿。其中对"幽人贞吉"作了别具一格的演绎,赋予崭新的内涵,并提出实现"幽人贞吉"的策略和途径。这与整部《苏氏易传》一样,不乏思想意义和理论价值,其思想理论却更多地被苏轼用于"洗心""忘忧",成了他作为"隐约而不愠"的"幽人"情怀及其生命的实践形态。这是解读苏轼,尤其是黄州、惠州与儋州三地苏轼的文化性格和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一个易学视角。

前后《赤壁赋》优劣之争与苏轼思想的再认识

黄州期间是苏轼文学创作和思想转变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明代以来围绕《赤壁》二赋之优劣展开了广泛探讨,梳理之后可以发现,抛开技巧、结构的具体对比,明清针对《赤壁》二赋的争论焦点,实际正指向于文章的思想层面。因此,二赋的优劣对比,隐含着苏轼人生思考状况的考察,而这与他逐渐形成的体道方式有关。苏轼体道方式的框架与《东坡易传》中对"道""性"的阐发相呼应,它超越了佛、道、儒的简单叙述,在不断的人生实践中,形成了苏轼旷达适意的观物处世态度。

释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中的“微意”

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是讨论王安石、苏轼二人关系乃至元祐更化之初政治变化的重要文献。古今学者对于该文理解不一,乃至有完全相反的认识。其原因在于对于制词本身所具有的显、隐二义认识不足。赠官制书,表面上是褒词,不失王言之体,但苏轼采取寓贬于褒、明褒暗贬的写作手法,表达了个人对王安石学术和新法的否定,这也意味着苏轼与王安石二人的关系虽已缓和,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

梦幻与真如──苏、黄的禅悦倾向与其诗歌意象之关系

本文讨论以苏轼和黄庭坚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禅悦倾向的两种类型 ──梦幻与真如，并分析其禅悦倾向对诗歌意象选择和诗歌风格的影响。

论黄庭坚学陶诗

黄庭坚学杜众所公认,而黄与陶诗的关系则历代以来鲜有提及者。实际上,黄庭坚虽然没有像其师苏轼那样大张旗鼓地学陶,并有一系列和陶之作;但黄庭坚与陶诗也有很深的渊源:少年时代即喜好陶诗,晚年读陶诗更是“如渴饮水,如欲寐得啜茗”。黄庭坚在诗歌创作生涯中毕生追求不俗,而陶渊明那种处俗世而超然的人格境界及其质实朴素、自然淡远的诗风与黄庭坚的追求显然有契合之处。事实上,晚年的黄庭坚也确有一些学陶的成功之作。

“乌台诗案”的审与判——从审刑院本《乌台诗案》说起

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八十六,可推考为《乌台诗案》之审刑院本,与通行的御史台本相比,略于审讯供状,而相对地详于结案之判词。根据宋代"鞫谳分司"制度来解读这份材料,可重新考察苏轼"乌台诗案"的审、判经过及其结果。简要地说,御史台虽加以严厉审讯,但大理寺却作出了"当徒二年,会赦当原",也就是免罪的判决。御史台反对这个判决,但审刑院却支持大理寺。在司法程序上,"乌台诗案"最后的结果是免罪,苏轼之贬黄州,乃是皇帝下旨"特责"。

从祀配享之议:南宋政治与思想视野下的苏学地位

孔庙中的位次实际是官方的学术地位表,而配享与从祀人员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官方的学术政治史。凡配享或从祀孔庙,一定要有学术上的依据,其背后隐含着一个道统论述。入孔庙者亦会封爵,爵位代表着权力世界的认可。孔庙中的位次代表着权力对于学术的正统性的认定。苏轼的从祀、配享之议是在孝宗时代提出来的。当王学的权威下降,元祐学术地位上升,元祐学术内部之程学与苏学之间分裂与斗争也随之而起。孝宗时代是苏学地位达到了顶峰的时期,也是最受理学家激烈批评的时期。苏轼从祀配享之议也需要一个道统论述,即如何确认苏轼可以上接孔孟。孝宗本人及苏学传人各提出了尊苏的道统论述。虽然苏轼从祀配享遭到理学集团的阻挠,最终未能实现,但从有关的争议,可以看出苏学在南宋政治与思想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变化,也可见出权力对于学术的塑造力量。

从配享到削祀:王安石的孔庙位次与王学升降

王安石于绍圣初年被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这是对其作为政治家在宋代政统中地位的确认;崇宁间配享孔庙,则是对其作为思想家在道统中位置的论定。但自北宋后期即开始有对于王安石配享孔庙的质疑,靖康年间,由配享降为从祀,到理宗淳祐年间,终被削祀。配享孔庙,需要建立有关王安石的道统论述,此乃“尊王论述”;反对配享及从祀也要有其依据,是为“贬王论述”。从配享到罢配享乃至削祀,实际上是“尊王论述”到“贬王论述”的建立及被朝廷确认的过程,从中可见权力世界所折射的宋代学术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