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载道”传统的现代进程及意义

“文以载道”是中国古典文论有关“文”“道”关系的基本命题,因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百家众流中的主干地位而被广泛讨论。无论对“载道”传统崇尚或批评,“文以载道”始终为文学批评之中心,凡为文治学无不论及。然至现代文学时代,理论界从“文学独立性”“道的内涵”“文学的本质”等角度集中对“载道”传统进行批判,但又不约而同地助力了“载道”新面孔的出现。在现代文论的演进过程中,文学为阶级革命服务的“载道”新传统逐渐形成。梳理这一传统的进阶之旅,对于重审文学史以及探索当下文艺理论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创作是发现生活与发明生活

创作的基本问题是拥有怎样的生活与如何回应生活。抵达“生活的艺术”是困难的。真正的创作始于发现生活;发现生活以人为中心,发现的内容应当是具象的、深刻的、相对完整的。发现生活“依靠皮肤”感受生活。发现生活的同时与之后是发明生活(包括叙述形式)。文学作品或“艺术世界”是发明的产物。发明生活有四个艺术指标:独特性、审美性、自洽性与范式性。“艺术世界”实际是审美自由精神的体现。

李绿园的文学观与《歧路灯》

《歧路灯》思想比较保守,但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成就,与其作者的文学观密不可分。但《歧路灯》的创作实践与作者公开声明的文学观有相当的距离,主要是由“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的创作目的所致。

孔子体育思想分析

孔子体育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体育思想的重心是"寿"。孔子倡导体育"载道",为了政治,为了教化,他不但教授体育,而且躬身践行;但是,如果体育不合"仁"、"礼"、有悖孝道,他是坚决反对的。像孔子的其他思想一样,他的体育思想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存。

从明道到载道——论唐宋文道关系理论的变迁

从现代语言哲学的高度考察有关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韩愈、柳宗元的“明道”追求二者的统一,而宋人的“载道”则强调其工具性质。“明道”与“载道”在理论形态上表现出三大差异:韩、柳内圣与外王并重,宋代政治家则以外王消解内圣;韩、柳坚持文道一元,宋代理学家则分离文道、重道轻文;韩、柳追求超越文道的艺术境界,宋代文学家则将这一超越异化为形式主义的句法律度。现代学术界往往将“明道”、“载道”混为一谈,很有必要认真地加以梳理辨析。

对“西学”的接受与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的文学功利观

中国近现代转型期文学功利观的演变,是于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被揭开之后,在西学的启悟下开始的.当时的文学变革者们对在具有实践理性精神的传统哲学和在具有功利化特性的传统文化中,长期政熏陶下形成的“载道”文学已彻底失望,他们想“从别国里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以此来把中国文学带出绝境.洋务运动期间,在“走出传统,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呼声中。

从先秦“文”的观念史中挖掘“文—化”的教育意涵

当代教育学的理论构造与生活实践已经与“文化”这个词密不可分,中国教育学的深化发展很有必要追溯早期“文”的观念以接续自身的思想根源。从甲骨文到战国文字,人形“文”与交错“文”的两类特征就存在着发展融合的轨迹。“文”的初义可能有两种不同走向但又彼此联系的起源,分别是表达与祖先神、上帝沟通的能力或状态的“通神”义,以及来自图腾、甲骨兆纹、礼器纹饰所代表的神秘图案的“纹理”义。春秋战国文献中“经天纬地”“因天之生也以养生”的“文—武”之“文”,以及赞颂圣王德行及其开创传统的“文—德”之“文”,有可能是由“通神”义所演化而来;与此同时,表示贯通隐显、具有信息指示作用的结构纹理的“文—明”之“文”,表达内在理据、法则、结构的“文—理”之“文”,以及表达显化、装饰等功能的“文—质”之“文”,有可能是由“纹理”义所演化而来。对先秦“文”观念的梳理,有助于中国教育学对本土“文—化”传统的自知自明,彰显“文”与“心”的关联意义以优化诠释“以文化之”,提炼“文—养”的观念来深化诠释“文而化之”,发掘“观—文”的思想以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并拓展对“文”“道”关系的讨论。

儒家诗学批评与明代传奇

明代中期以后,文人们纷纷投身传奇戏曲创作。由于文人的身份首先是诗人,所以他们在文体上主动向诗靠拢,并以作诗的思维作曲,把"载道说""不平则鸣说""美刺说"等儒家诗学批评自然而然地移植进了戏曲中。明代传奇中的"载道说"强调传奇应发挥教化功能,这与明代独尊程朱的政策相适应;"不平则鸣说"体现了传奇作家科场不遂、人生艰难的苦闷心态;"美刺说"则反映了明代中晚期社会政治的腐朽和人心风俗的浇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