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外交”的斡旋:对“《不怕死》事件”的再思考

在“《不怕死》事件”前,紧张的空气已弥漫在电影界上空,国民政府对于废除一切帝国主义条约体系特权的期望,是该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中方对“《不怕死》事件”及“大光明案”的运作处理,从最初即超出夺回电影审查主导权的考虑,鲜明体现了国民政府倡导的“革命外交”精神。“外方”在“《不怕死》事件”中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源于外人对国人民族情绪和行为的困惑,以及中方对舆论的强力把控。而在事件发生后,“辱华”依旧被外人当作一项偶发误会和纠纷,与国人的认知存在明显断裂,并为此后源源不断的“辱华影片”事件的出现和话语“井喷”提供了土壤。

检查、控制与导向——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

上海是民国年间中国电影制作、发行、放映与进出口之中心。国民党当政后 ,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成立及其运作 ,表现出国家权力正向文学艺术等原本具有较自由发展空间的社会领域进行渗透与控制 ;其将检查重点置于武侠神怪片和美国“辱华”片 ,适应了社会心理 ,打开了影片检查的突破口 ,并为其后通过检查制度控制电影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检查方针与运作方法 ,在相当程度上为其后的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在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由自愿而强制、由个例而普遍、由民间而官方、由地方而中央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承先启后、承上启下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