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与“中国”的交融--理解和诠释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路径

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体系中,“边疆”与“中国”是两个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的词语,今人从不同的角度又赋予了更多不同的含义,但只有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有具体的指称对象。历代王朝虽然自称“中国”,但也应该动态地认识“边疆”和“中国”含义的变化,同时即便在全球的视野下审视“边疆”与“中国”的交融也需要有一个基点,这是“历史上中国”大讨论出现的价值所在。这一基点应该是将“中国边疆”的“中国”界定为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开端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清代中国,其疆域属性由传统王朝国家开始转变为主权国家。

交融与一体:多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与“中国”——《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引出的话题

“边疆”与“中国”是内涵丰富的两个词语,而如何认识二者的关系是认识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的关键。《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有关“云南”和“中国”的学术预设存在问题,相关探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讨论,“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是其代表,但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有从中华大地独有的疆域观、族群观和政权观去审视才能清晰看出作为历代王朝存在区域的“中国”和其外被视为“边疆”的区域如何通过“交融”而最终走向“一体”的轨迹。

经济史研究的“边疆”转向——基于清代蒙古族游牧经济研究的实践与思考

经济史研究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运作过程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我们对于经济现象与制度的研究范围日益扩大,之前往往被有意无意忽视的边缘社会和边疆地区经济史层面的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新的研究路径。本文将从清代蒙古族游牧经济研究的相关实践经验出发,结合自身的研究经验与思考,对经济史研究中的"边疆"转向及其可以着力的方向提供一些个人的看法。

雕塑的“边界”与“边疆”

本文以“边界”和“边疆”两个概念之内涵及艺术史语义为切入点,讨论雕塑在当代语境中的外部形态特征和内在核心价值。以物质、空间、时间、身体为基本要素,当代雕塑不断拓展、延伸艺术门类的边界,并在边疆语境中实现新科技新场景的穿越、混合与共生。

以文化之名: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中国式边疆”现代化的思考

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边疆”的界定除了基于政治与地理意义外,更多考察其“文化”元素,普遍认为如不从“文化”着眼,无法道尽“边疆的涵义”。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边疆”,形成了“中国边疆”独特的“边疆性”,由此中国边政内涵也极为丰富。“边疆性”之形成,既然主要来自“文化”因素,那么边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消除“边疆性”,让其失去“文化上的意义”。所谓“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消除“边疆性”并非抹杀文化,而是通过发展经济和增进认同,按李安宅的观点,就是要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区域分工”,也就是要实现边疆现代化及其与内地的一体化。

“天下”视域下的“中国”与“边疆”——在“历史上的中国”讨论基础上的新思考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关于“历史上的中国”的讨论持续至今,但并没有得出一个完善的结论,以致“何以边疆”“何来中国”依然是当今学界热议的议题。回顾以往的讨论,聚焦“中国”概念而将讨论带入了“以谁代表中国”的误区,不利于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中国”是争夺“正统”的需要而被强化,“天下”才是指称王朝疆域的概念。“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少有的能够跳出误区的专论,遗憾的是未得到学界关注。在“整体性”视角下“中国”和“边疆”共同构成了“天下”,并不存在谁加入谁的问题,“中国”与“边疆”的关系及其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过程,可以用“水系”来比喻,历代王朝(中国)是水系的干流,非历代王朝(边疆)则是支流,共同构成“水系”整体。

“边疆”一词在世界主要法系中的镜像:一个语源学角度的考察

法系是比较法学的基础概念。本文主要利用语源学的方法 ,分析了世界三大主要法系———中华法系、罗马法系和伊斯兰法系———中领土、疆域、边疆等概念所反映的不同镜像 ,力图将不同的地方性知识构成较为全面的世界法律文化图景。

民族学界与“边疆”概念中国化——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考察时段

西方民族国家产生后,国与国之间有了明确的边界,一国境内邻近边界的区域被称为该国的"边疆"。这一概念于近代传入我国。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其不得不经历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学、人类学及社会学学者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考察时段,初步论述了相关学科的学者实现"边疆"概念中国化的努力与成绩。

钱穆早期边疆思想观述论

在抗日战争的民族危难之时,钱穆关注边疆问题,重点涉及他对"边疆"内涵的理解,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关系,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下我国边疆的价值所在以及在处理边疆问题时相关政策的立足点与重视之处。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钱穆的边疆思想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与困境。

“金角银边”与中国陆路“边疆经济带”建构

在中国边疆有序开放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前提下,陆路边疆地区存在着“金角银边”的区位优势,因此地方政府应积极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国家则需要整体规划,主动建构陆路边疆经济带。中国陆路边疆沿边界一线形成的“一带”,与整个陆路边界线上“界”与“路”交汇地区的城镇所形成的“一带多点”的“金角银边珍珠链”,可以凸显陆路边疆发展的潜力,体现国家“边疆经济带”建构的思路。

历史的契合:戴爱莲的“边疆舞”活动与非遗保护

本文较为深入地剖析了戴爱莲先生漫长舞蹈生涯中"边疆舞"活动的相关实践与言论,发现它们与当下非遗保护工作的若干核心问题,如保护传统的重要性、创新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两者的矛盾关系问题等,都有着一定的历史契合度。

关于“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几个基本问题

近年来"边疆学"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边疆学"学科构建则处于困境冲突之中,包括在没有一般"边疆学"的条件下出现了构建"边疆政治学"的情况,也有将"边疆学"框定在中国范围内构建"中国边疆学"的情况。走出困境,需要以按照学科构建的一般规律构建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为目标,将民族国家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在这一起点上将边界作为研究的核心问题;从边疆现象中揭示边疆规律是"边疆学"的基本任务。

西南联大时期“边疆人文研究室”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学术实践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辉煌的一页,在研究室主任陶云逵引领下开启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探索,着眼于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调查研究还催生了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理论范式的建设和发展。本文以“边疆人文研究室”的运作理念和学术实践为研究视角,由个体延伸到群体,阐释老一辈学者在边疆调查研究中探索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实践之路。

美国人的西部情结与万宝路牛仔形象的成功

万宝路香烟的广告中成功运用了西部牛仔形象,使原本低迷的销量奇迹般地提高了三倍,最终摘下美国香烟第一品牌的桂冠。该文依据特纳的"边疆学说",分析了西进在美国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并深深扎根于美国人心中的西部情结。牛仔正是美国人西部情结和边疆精神的完美化身,文章进一步论述美国人是如何通过文学作品和西部片将平凡的牛仔神化成具有浪漫色彩的,象征美国精神的英雄。

两汉边疆思想观的论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

本文认为,边疆观作为关于国家边疆基本意义和价值的认识、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疆思想论争中治边观取向的依据和支撑。大而划之,两汉边疆思想论争可分为“无用”之论和“国本”之论两类相互对立而又紧密联系的思想观念,论争呈现出前后承继而又各具时代特点的四个历史阶段。边疆思想的论争不仅对两汉的边疆经略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也渐进丰富、完善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边疆思想。由西汉初期至昭帝盐铁之论持续进行的大一统思想与边疆思想的相融,特别是论争双方在大一统思想基础上呈现的边疆思想的趋同,标志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

“魁阁”和“边疆人文研究室”之比较研究

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和南开大学文学院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作为抗战时期分属不同高校的研究机构,它们在战时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高潮,促进了战时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知名的学者。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其共性和特点,不难看出它们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对当代学术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现代性视域下“边疆舞”文化转型研究

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的"边疆舞",作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现代形态的重要雏形,得益于戴爱莲深入民间的采集、整理、加工和提高。在思想的启蒙和现代的形式,文化的自觉和民族化的追求,政治斗争和城市舞台的需要等三个因素的影响下,乡村艺术的民俗形式开始转型为现代城市舞台艺术。

麦卡锡的《天下骏马》对特纳“边疆论”的挑战与消解

特纳在《美国历史上边疆的重要性》中称边疆这片"自由土地"具有消除阶级和文化差异、造就个人主义英雄和捏塑独特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功能,从而奠定了美国旧西部史的基础,边疆从此成为美国人心中的梦幻之地,直至半个世纪之后史密斯的《处女地》称之为神话和象征。20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崛起的新西部史不断挑战边疆神话,还原其种族主义和暴力征服的真相。麦卡锡的《天下骏马》与新西部史暗合,借助边疆神话和西部小说传统,讲述主人公南下墨西哥寻觅个人自由及其牛仔梦碎的故事。麦卡锡笔下的科尔不是自由土地上的个人主义英雄,而是陌生世界中异化的单体"木偶",《天下骏马》不只是边境小说,麦卡锡通过时空挪移旨在挑战特纳的"自由土地"、个人自决等观念,进而消解边疆神话,以便立足当下、反思过去、面向未来。

何以为边:边疆思想史的语境、议题与实践路径

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边疆地区具有历史与现实层面的重要意义。如何思考和认识边疆在思想史中的重要性,如何揭示边疆在中国叙述中的关键意义,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文章从作为思想史空间的边疆议题出发,对边疆思想史的语境、议题以及实践路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并进一步指出,通过揭示边疆区域的内在逻辑以及这种逻辑的外部表现形式,经由对“边疆性”及其与整体之关联的理解,形成边疆思想史的认知框架,最终将为中国议题与中国叙述本身提供可能的解释性方向与尝试。

论戴爱莲“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寻根意识”——从80年代“寻根文学”谈起

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兴起被看作是“寻根意识”的源点。而在舞蹈领域中,自20世纪40年代戴爱莲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起始,就已经显现出了走向民间,传承发展的“寻根意识”。在舞蹈领域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寻根”的理念和宣言,但是这种艺术自律的现象一直都在悄然发生着。文章将文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与舞蹈领域的“寻根意识”进行结合分析,以戴爱莲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为切入点,探寻其中的文化反思和“寻根意识”,以及对文艺创作中“寻根意识”的重要意义,以挖掘“寻根文化”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