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相类似的现象。对于"逆城市化"产生的原因、其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的实质、"逆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其在城市化发展阶段中的地位以及作用等,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对于我国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学者们也有不同认识,包括"逆城市化"论、非"逆城市化"论或"伪逆城市化"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论等观点。"逆城市化"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我国城市化发展产生一些启示,应引导和鼓励"逆城市化",警惕和防止"伪逆城市化"。

“逆城市化”论质疑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问题研究热潮持续不衰,其中尤以有关城市化道路或模式的研究最热,相关文章,林林总总,不下数百篇!其观点大致依赞成发展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镇)分成三大派别,各执一端,相持不下.这些讨论当然不乏建树,但遗憾的是,很多主张发展中等城市或小城市(镇)的论述,过多地论及国外大城市的负面影响,为限制大城市寻求理论依据,"逆城市化"论往往是经常引证并且似乎是最有说服力的依据之一.尽管我国学术界对国外城市化研究还很肤浅,成果数量有限,但出于种种原因,此类观点被参照转引的比率相当高,影响很大.笔者以为,此事关系到对城市化发展总体规律的认识和我国城市化道路的战略性抉择,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逆城市化”还是“伪逆城市化”——基于中西方的比较研究

"逆城市化"在理论和实践上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是西方国家"城市病"和城乡差距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二战"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结果。中国目前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的现象,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异所导致的利益驱动的结果,是一种"伪逆城市化"。故而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逆城市化"理论研究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应当吸取西方城镇化的教训,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逆城市化”趋势下中国村镇的发展机遇——兼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城市化”聚集的资源和产业越多,“逆城市化”分解其资源和产业的趋势越强,而这些城市资源和产业分解的过程正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借助“逆城市化”分解城市功能和分流城市人口的趋势发展村镇,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有助于减轻城市空间压力、优化城市功能,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明显、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更加明显、引擎力更加强大,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格局,使城市化在新的格局下得以持续发展。

“逆城市化”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推进,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逆城市化"阶段的主要特征和表现极为相似。虽然经过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实质上是"伪逆城市化",但是西方"逆城市化"实践可以为中国城市化顺利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一定水平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城市化"聚集的资源和产业越多",逆城市化"分解这些资源和产业的趋势就越强。成都"城乡一体化",科学地利用了城市化进程中"逆城市化"的规律和力量,其实践意义就是解决了长期困绕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和"大城市病"问题,具有在全国推广的普适性;其理论价值丰富了城市化。成都"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为我们研究城市发展规律创造了新的视野。

高铁网络抑制城市创新驱动发展——来自FDI的“逆城市化”解释

现有文献鲜有研究高铁开通引发的FDI流动对城市创新究竟存在何种影响效应。本文使用1999~2018年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高铁网络对沿线城市创新的影响效应与机理。研究发现:(1)高铁网络对沿线城市的高质量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但对应用型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2)高铁网络引发的FDI流动导致沿线城市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进而抑制了城市高质量创新驱动发展进程,其解释效力达到30%以上;(3)FDI借助高铁网络流动主要导致高研发强度城市产生了“逆城市化”现象。本文为政府利用高铁网络在全国层面引导FDI合理流动并推动沿线城市高质量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经验数据层面的参考。

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现象”——“非转农”问题分析

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历史表明,城市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工业化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化时期正是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时期.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向工业现代化迈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在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加快.

中外“逆城市化”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对比——基于CiteSpace的文本可视化分析

“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准确把握中外“逆城市化”的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对于“十四五”阶段城市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1980-2020年的1 112篇中外文献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外的“逆城市化”多为“单轨”运行制,而中国则为“双轨”并行制。从研究热点来看,国内对“逆城市化”的研究主要围绕城市发展阶段、人口流动、现象的总结与比较、城乡关系4个视角展开;国外则聚焦于表现与趋势判定研究;区域划分研究;驱动因素及应用价值研究4个主题。从演进趋势来看,中国对于“逆城市化”的研究呈现出由外到内,由浅入深的走向,并与城乡关系政策、户籍政策、城乡发展政策密切相关;国外则呈现出3个发展期:萌芽期(1983—1989);发展累积期(1990—2005);热度消退期(2008至今)。在“十四五”期间乃至未来更长时期,对“逆城市化”的本土研究应着眼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着力于探求其对城乡的双向助推作用。

中国逆城市化问题的政策思考

随着近代社会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当今也面临着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类似的"逆城市化"现象。中国"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是受中国特色的制度、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这与发达国家"逆城市化"产生的原因及阻碍因素有所不同。基于此,以旅居人群、返乡农民工以及政府作为主要研究视角,从影响中国"逆城市化"的动力和阻力出发,探究现如今阻碍中国"逆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原因,并在制定相关制度政策方面提出推动"逆城市化"发展的相关建议。

“逆城市化”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逆城市化"理论和观点,而现阶段河南省城镇化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这与西方逆城市化的特征和表现具有相似性,所以西方"逆城市化"可为河南省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推进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逆城市化”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发展活力和吸引力进一步提升,农村集聚效应不断增强,“逆城市化”发展趋势开始显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迎来发展新契机。“逆城市化”发展有助于推进社会资源和人才向农村流动集聚,农业农村发展短板逐渐补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有效缩小了城乡差距,加速农业发展现代化。应对“逆城市化”发展趋势,加快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进一步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治理理念,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发展平衡。

中国的城市化:大都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之我见

现行的城市化定义偏重于量的表征而忽视城市化的质的规定,城市化应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聚和城市文明向农村的扩散的互动过程。文章探讨“城镇化”与“都市化”、“逆城市化”与“超城市化”、“城市病”与城市管理等问题,提出中国城有化的“相对集中”和“适度分散”相结合、大都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道路与“后建设”的战略视角。

城中村改造、伪“逆城市化”与社会分层

在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出现了单纯的人口从城市向农村的流动,这实际上是一种因资产引致的社会分层,人为的把穷人和富人隔离开来,是一种伪"逆城市化"。从城中村改造涉及的利益主体及其界定出发,应站在新的高度实施城市化战略,以大城市的发展带动城市群的形成,以小城镇的逆城市化来促进农村的城镇化,致力于解决好城中村改造中原住民和外来人口的社保问题、原住民和外来人口的差别居住问题,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努力。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及其实质

自 2 0世纪初期美国大都市区形成以来 ,大都市区的发展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模式。然而 ,进入 2 0世纪 70年代以后 ,美国城市发展进程出现了“新”的现象 ,即非都市地区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大都市区。据此 ,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城市时代和大都市区时代行将结束 ,“非都市化”时代或“逆城市化”时代即将来临。然而笔者认为 ,这种“非都市化”或“逆城市化”是城市扩张即郊区化进程的继续 ,是大都市区进一步膨胀的结果。

“逆城市化”:观察维度与制度反思

该文以劳动力回流和"非转农"两个维度考察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现象。从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三方面来看,回流农民工和"非转农"这两个群体的"逆城市化"现象的确存在,究其根源在于体制障碍及过去不合理制度带来的遗留效应。论文从改革户籍制度等正式约束、避免不利的非正式约束产生和保障实施等方面提出消融"逆城市化"现象的制度创新对策。

我国新型城镇化中的“逆城市化”现象、诱因与制度反思

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很多城镇地区出现了"非转农""劳动力回流"等"逆城市化"现象。文章从"非转农""劳动力回流"这两种主流现象出发,具体分析我国新型城镇化中存在的"逆城市化"现象特征,认为产生这些"逆城市化"现象的诱因主要表现在城市生活成本增加、城市管理压力增大、社会机制不够健全、农村拆迁征地利益巨大等方面,并从制度改革与政策创新方面反思如何消除我国"逆城市化"现象。

“逆城市化”的动力模式:一个健康传播的分析框架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状态,其背后拥有着城市人口低增长率、中心人口偏移、群体亲近自然等诸多现象,而健康则作为一种变量弥散其中。借用健康传播的相关理论,本文审视了今天"逆城市化"背后的动力模式,表明健康作为衡量城市的一种新型维度正在崛起,从户籍人口、就业机会、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四个方面都可见健康作为"逆城市化"背后的传播动力性崛起与变迁。同时强调,这种变迁在促进有机体的生态模式形成之时,必然存在有的"城市—社会—人口"的三位一体性的健康关联,也将成为当下建设"健康中国"战略的本源之一。

“逆城市化”趋势下中国村镇发展的机遇——兼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从世界城市化的演变及其理论沿革论述了"逆城市化"的规律和能量,对中国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新的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一定水平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因而"城市化"聚集的资源和产业越多,"逆城市化"分解这些资源和产业的趋势就越强。借助"逆城市化"分解城市功能和分流城市人口的趋势发展村镇,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同时又有助于优化城市功能和减轻空间压力,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益更加合理、引擎力更加强大,从而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里持续发展。所以,"逆城市化"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由此,村镇发展的基本思路:一是对接中心城市,接应"逆城市化"潮流;二是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创造新优势,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