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中的阶级文艺——国民革命与郭沫若的革命文学观考辨

“途中的文艺”是郭沫若调动其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经验应对社会历史剧变的产物,牵涉了他对历史主体变动、思想意识转换和文学观念调整等问题的思考。应对剧变过程中,郭沫若将“工农”作为新的革命主体,肯定他们的革命自发性,提出知识分子“当一个留声机器”的口号,颠倒了两者既定历史位置;他主张知识分子要通过“同情”于无产阶级的“伟大情绪”,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实现主体转换,进而认为革命文学是通往社会主义“途中的文艺”样态,是可以与政治军事实践相提并论的“文艺战”,是知识分子介入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途径。因而,郭沫若理解的革命文学一直处于未完成和不断生成的“途中”状态,是其不断参与革命中国的文化政治实践的动力。

罗伯特·瓦尔泽柏林三部曲在思想上的承接与发展

一气呵成的柏林三部曲是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的成名作,也是解读作者的一把金钥匙。作者在三部曲中塑造的是一些在现代文明中寻找出路的特立独行者。三部小说,三位主角,三种尝试,乍看道路各异,实则彼此衔接,他们不仅是'途中人'、'逃离者'及'边缘人',而且在小说的发展上暗含着一种承接与发展的内在关系,让三部曲拾级而上,渐趋高潮。

网红文化的传播转向与群体心理——基于“流浪大师”现象的考察

网络技术的普及为“网红”的诞生提供了可能,“网红”的诞生以吸引公众注意力、追逐商业利益为目的,使“网红”多受制于商业逻辑。2019年3月,上海“博学”流浪汉沈巍经过抖音传播变成轰动一时的“网红”,公众凭借他们的文化创造力将他塑造成知识型偶像“流浪大师”。以“流浪大师”为代表的新型网红文化传播与传统的网红文化传播相比,出现了“答疑”,反时尚等特征,本文进而从“途中偶像”、心理反差和群体宣泄三个角度,分析了以“流浪大师”为代表的网红背后的群体心理。